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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轩提议成立一个拯救文物的民间机构，丁闻江自然是极力赞成。

　　 丁闻江现在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在上海华界的地位仅次于孙传方。

　　 孙传方只管军队，对政务不怎么精通，所以丁闻江就有了不小的权利，可以便宜行事。

　　 加上林子轩在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力，两人联手或许真的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然，这件事不是说说就行的，还需要大批的人员做事，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

　　 丁闻江能够从上海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一笔钱，林子轩捐出一部分，成立文物救助基金，打好基础，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他们决定把这个机构叫做中华文物救助会，总部设在上海，之后逐步在全国设立分会。

　　 至于救助下来的文物，两人同意建立一座博物馆暂时保存，等到适当的时机捐给国家。

　　 这个适当的时机是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

　　 不过在建立博物馆的地点上两人有分歧，丁闻江觉得上海就很好，林子轩则认为最好建在偏远地区，避免文物毁于战火。

　　 这让丁闻江很诧异，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上海租界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子轩想的更为长远。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上海并不安全，倒是重庆和云南等地是合适的地点。

　　 这只是初步探讨，两人求同存异，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以后再做决定。

　　 在龙华镇的这次会面，他们谈论了中华文物救助会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方针。

　　 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这件事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好的，还要和一些文物专家商量文物鉴定和保存的问题。

　　 两人会联名在《申报》上发表一封倡议书，邀请有志于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无论是丁闻江。还是林子轩，在这个时代都是极具声望的人物。影响力不容小觑。

　　 回到家里，林子轩稍稍冷静下来，不由得摇头苦笑。

　　 想想以后中国的情况，这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算是把文物保存下来，也经不起人为的破坏，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他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将来的危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多事情总要有人开个头。才能让后来的人继续做下去，他愿意做一个开创者。

　　 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物，这是一脉相承的事情，文物也是传统文化。

　　 不能让后世的学者跑到外国的博物馆研究中国的文化，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说起来，林子轩并不喜好文物，也不懂这些，只是有些不忿而已，既然现在有了声望。有了钱财，那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作为一名伪文学家，当务之急不是组建保护文物的机构。那是一件长期的工程。

　　 眼下，他要利用自己作家的身份发表文章来唤醒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揭露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的盗墓行为。

　　 这些事情不是没人知道，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人说出来。

　　 或许有人说了，却依旧没有人关注。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和革命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有太多需要专注的新闻。盗墓和贩卖文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林子轩要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莫高窟》。

　　 他结合后世的资料，讲述了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文化。这是一个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的文化传承。

　　 从其中能研究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融合，极具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价值。

　　 自然，他不会忘记那位王道士。

　　 林子轩要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学术论文适合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

　　 那样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散文的形式自由，可以抒发情感，记人记事，进行哲理思考等等。

　　 他写的这一类散文在后世被称为文化散文。

　　 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

　　 余秋羽的《文化苦旅》和陈评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就属于文化散文。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散文大家，各有特色。

　　 鲁讯的《朝花夕拾》，周作仁的《自己的园地》，郁达浮的《故都的秋》，朱自青的《背影》，徐至摩的《巴黎的鳞爪》等等。

　　 有的回忆往事，有的写景抒情，有的把文化和历史溶于生活之中。

　　 所谓大师，就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似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林子轩和他们没办法相比，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后世的文章进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炼外功，而忘记了精修内功。

　　 林子轩写这类散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专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别人如何评价。

　　 对此他已经习惯了，早前就有人批评他文笔差，也没见损失什么。

　　 就这样，《莫高窟》这篇文化散文发表在《申报》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难展现在世人面前。

　　 林子轩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