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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见到周子宣是去电视台报到那天。

　　 在演播大厦，一个戴眼镜白衬衣花领带的男生和一位年轻女主播在聊天。

　　 我盯着女主播看，眼镜男冲我惊呼：“夏雨！”

　　 差点没认出子宣，他衬衣整洁，皮鞋黑亮，像从华尔街归国的金融才俊。从前的子宣是刚进城的懵懂青年，戴着平光镜，说是保护眼睛防北京沙尘暴，后来等他摘下平光镜时发现内裤会经常反穿，原来劣质镜片让他如愿以偿深度近视。

　　 眼前的子宣成功蝶变，思维敏捷，谈吐有范。我俩兴奋地叙旧――把大学时的人和事回忆数遍，连校门口老偷吃校警小哥馒头的花狗也没放过。

　　 我俩在热聊，女主持踩着高跟鞋“叮当”离开了，余留一片香。

　　 演播大厦走廊弥漫着名牌气息，大卫杜夫、香奈儿、迪奥、兰蔻――在洗手间呼吸都能嗅到LV纸巾味道。

　　 而香水和荷尔蒙总是紧密相连，后来我每次途径演播大厦，都忍不住浮想联翩，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美女主持化身小猫咪，三千青丝绕商人金陵梦。

　　 在充满暧昧想象的氛围中，要做到洁身自好比修仙还难。我曾私下问过子宣，是否泡过美女主持，他神秘一笑，表情耐人寻味，证实其可能已得逞，让人羡慕不已。

　　 子宣在新闻频道《大家说法》的周播节目做编导，节目有个开场白：大家说法，有理大家说。

　　 我被安排到新闻栏目实习，那时正值夏季，阴雨连绵，狂风大作，像有妖孽蒙冤。同事怨气冲天地说：“夏雨，自从你来电视台，我们就生活在了洗脚盆里。”

　　 我提醒他注意提高记者的判断力――如果我叫雷震子，是不是大家会天天雷劈火烧，头发如铁棍山药般直立向上。

　　 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季节出场，注定了悲剧阴霾的开始。

　　 我的实习老师叫冯固，拍一手好片子，写新闻角度另类，作品获得过新闻大奖。他常年穿一条布满破洞黑白相间自称梵高名作的牛仔裤。

　　 冯固普通话不好，总是把“固”字念成“巩”。每次他撇着方言介绍自己说：“我叫冯巩，是坚巩的巩。”对方笑，以为他幽默和酸傻，采访氛围立马融洽了。直到在电视上曝光，才发现坚决不能相信说话迷糊外表傻气的人。

　　 我跟着冯固，看他那条蓝色洗白，白再变黑――见证他记者史的牛仔裤，听他讲述新闻理想，心里滋生不少对职业的敬意。

　　 生活开始规律，不用担心堵车和限行，不再关心地铁是否依旧人潮人海中，偶尔会想念那些爬行在地铁里唱歌的乞丐兄弟，他们是否还会悲伤地唱《我有个好妹妹》。

　　 电视记者有鲜明的职业特征，摄像师抱着机器上街，立即会被围观。而报社记者就很幸运，他们背着公文包，穿成菜农，两手空空。安全时就拿出证件亮瞎坏人眼，遇危险时就说自己是卖保险的。电视记者往往被人一眼看穿，摄像机是最好的身份证。

　　 曾有电视记者暗访某官员葬母收礼现场，被发现后他急中生智说是拍婚礼走错门了，被人痛殴打折腿。

　　 有时，我们只有腋下夹皮包偷拍时才能冒充收电费的。

　　 新闻记者分热线和时政两种，时政又分政法、工商、城建等道口。

　　 冯固负责城建口，这几年，鹿城建新区，领导乐此不疲地去视察，宣传部会通知所有媒体做跟班。采访多由各单位专车接送，跟着冯固，每天坐奔驰、宝马、奥迪，一辆开大众甲壳虫、穿着华丽的烟草局女副局长还教会我怎么吐烟圈。

　　 首次采访，是随一家医院到新区慰问，这家医院巨资投放广告，天天宣传人流是如何不痛以及不孕是怎样造成的，是媒体大客户。

　　 那次采访认识了《鹿城日报》的老田和《鹿城晚报》的宁蒙，日后我们成为圈内好友。

　　 宁蒙颠覆了我对女记者的印象，柔弱白净，像个温柔的幼儿园老师。而戴着厚眼镜、体态匀称的老田像大学教授，他对易学深有研究，经常会用深邃的目光仰望天空，发出一些预言。那次采访，他独自站在一台大型挖掘机上观望太空良久说：“丁亥时，地阴虚，天虽晴，晦气生。”

　　 在工地漫天飞尘中，老田衣角猎猎作响，恍如诸葛附体。冯固看着老田小声对我说：“病了，又犯病了。”说完一头钻进人海，不知去向。

　　 采访结束，医院给每个记者塞了个大红包。

　　 后来我才懂，这就是跑线记者，好车接送，笑纳红包，格式化采访。

　　 有次晚饭后在楼下花园遛狗。狗对着一个屹立不动的男人裤腿撒尿，嘘嘘完后，两腿卖力地蹬泥巴想盖住那人的裤脚。我赶忙跑过去，就看到老田又在仰望星空，半晌不语，裤腿被狗尿湿都浑然不觉。

　　 老田家也在老姨这个小区，我俩经常见面。

　　 老田转身深沉地对我说：“最近星象紊乱，西天方向发暗，将有大事发生。”

　　 我头皮发麻应付性地“嗯嗯”两声，偷看他湿润的裤脚，就转移话题说起那个红包。

　　 “红包？记不太清了。这种采访基本上都有吧，那是车马费。”老田擦着眼镜漫不经心地说。

　　 第二天开车上班，顺路送他。日报社和电视台就隔了条马路，老田一上车就说：“你昨晚问我什么来着，红包？”

　　 我“啊”一声，心想这都什么毛病啊，和从前的子宣一样，雨已下两天，才想起谁提醒过他要去阳台收内裤。

　　 “想起来了，新区那次吧，这帮孙子，我那红包里有一张是假币，你嫂子去买菜，差点被菜农萝卜砸死。回家跟我吵一架，硬说是我以假乱真，积攒小金库，这叫什么事啊。”老田浮肿着眼睛半睡半醒地说，看他那样，估计为此交代一夜。

　　 那个红包太厚，我不敢拆用。后来被遗忘在衣服口袋里，冉静洗衣服时掏出来愣了半天，身为鹿城南城分局头号刑警，她联想到我的职业，立即警觉，来电追问。

　　 姐夫陈晓事后对冉静说：“都什么时代了，还这么保守，你们局里搞宣传不请吃饭送礼啊，记者又不是谁家的三孙子！”

　　 听完，我很不满：“姐夫，你怎么说话呢?”

　　 姐夫纠正：“我错了，我是想说三大爷来着。”

　　 我说：“大爷其实没孙子有地位。”

　　 冉静左右瞅了我俩半天，猛踢陈晓一脚：“你俩给我闭嘴！演戏呢！收红包？你还是刑警吗？你这想法走下去很快就会见到狱警我告诉你。”

　　 本以为陈晓会据理力争，没想到他小声小气一脸委屈地说：“又不是我收的，我又没失去原则。你干嘛只踢我不踢他。”说完看我一眼，觉得自己对不起小舅子，让小事上升到了组织原则性，就借口去买菜，仓惶跑掉。

　　 冉静是名牌警校毕业，不穿警察制服时很平凡，制服上身，瞬间光彩照人，如月神下凡。

　　 有些人真的就是天生为当警察而生，她对警察职业的神圣膜拜接近走火入魔。

　　 有次吃饭时谈起工作，她一脸正气地说：“这辈子生是公安局的人，死是公安局的鬼。”

　　 “那叫烈士!”陈晓说。

　　 “你就想着我当烈士，然后拿上抚恤金加各类保险赔偿金，包养个年轻小蛇精，再养一只叫什么名字的狗来着。”

　　 “卡拉，叫卡拉的流着哈喇子的狗。”我吐出一口米饭做了补充。

　　 “对，叫卡拉的狗！”

　　 “能当烈士那得多大运气啊！”陈晓说完又挨冉静三掌，都打在后背上，连老姨都没来得及出手阻止。

　　 陈晓在市局做刑警，喜欢结交老板，时常感叹从警与经商不能两全。

　　 老姨经常批评他：“当警察要注意圈子，否则早晚会出事。”

　　 陈晓随口回应：“是，妈。”

　　 老姨严肃地说：“我这是在和你说工作。”

　　 “是，王局！”陈晓赶紧更正。我在一边忍不住偷笑。

　　 我和陈晓饭后经常一起下楼遛狗、聊天，他有次对我说：“警察也是凡人。”

　　 我一愣，摸着他额头确定温度正常后回应他：“不然呢？”我压低声音，“难道你是仙子下凡？”

　　 他一本正经的说：“我的意思是警察也有向往美好物质生活的权利。影视剧里描述警察在千里之外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时老婆在医院撒手人寰，临死前说，亲爱的，不用管我，工作要紧，要不负人民嘱托，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那是警察吗？那是蛇精病妖怪！是把警察当成了法海。”

　　 他说完，我“嗯嗯”地表示赞成，让他很有成就感。

　　 同时我还提醒他：法海和蛇精病妖不是一个属性，前者是那时代擅长偷窥的警务人员后者是白衣胜雪的最美大龄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