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

　　 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这些游击队，最缺乏的就是胜利，到处被围剿。项英看到龚楚的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他并不了解龚楚这个人，但当时陈毅对龚楚还是非常了解的。

　　 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他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怕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果断行动，把当时规模很大的北山游击队带到包围圈内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这些游击队员和干部觉察到不妙时，龚楚的叛徒嘴脸露出来了。

　　 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

　　 38.红军叛将龚楚如何度过落魄余生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堰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老先生姗姗来迟。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军官。

　　 别说一般军官，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到香港后，似乎觉得有几分不保险。后来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

　　 身体越远，灵魂越近。

　　 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乡，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在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

　　 “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剩下他龚楚。

　　 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变，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