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朱德同志如何保存革命火种

　　 天心圩军人大会是保留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把最后走到天心圩的800余名军人，做最后的整编。

　　 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他在大会上讲，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老总当时专门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1905年一样，俄国人1905年革命失败了，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现在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朱老总还讲，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老总的信仰像火焰一样点燃了剩下来的干部、战士的信心，坚定了剩下的干部、战士的信仰。

　　 后来陈毅同志讲，朱老总讲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这800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后来，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同志说了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因为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不行，军事素质比较差。谭震林同志没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他在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队伍里。

　　 所以谭震林同志经常讲，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之前我们在井冈山都是守势，守住山头就不错了，下山去打这个打不过，打那个也打不过，战斗力非常弱。而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一旦上山，因为带来起义军的队伍，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时候铁军的队伍，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

　　 朱毛会师上井冈山之后，井冈山的队伍战斗力上来了，当大家都万念俱灰的时候，当大家都不信革命能够成功的时候，朱德同志这种信心和信仰，最终发展成为支撑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力量。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没有朱老总个人的这种威望，个人的信仰号召，这800余人散掉了，八一南昌起义整个队伍荡然无存，整个成果就没有了，这对中国后来的革命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作了这样一个评价。上面写道，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再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时候，当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排列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排列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余人的队伍里面。

　　 我们从这支了不起的队伍里产生了那么多著名的高级将领就知道，天心圩整编的800余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德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彪炳千秋。

　　 28.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

　　 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余人的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

　　 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作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给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党阀”、“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门进到休息室，休息室内的军队高级将领，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起立，因为军队同志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总司令来了全部站起来，是对总司令的崇敬。

　　 当时，朱德同志上天安门，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说：“朱德算什么总司令，你们给他站起来？”我觉得那个造反派在当年造反的时候，以为真理尽在他手，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世界都是他的了。经过历史的淘汰，经过历史的筛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么？与朱德的地位比较起来，你算什么？历史承认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只不过是山脚下一抔黄土而已。什么叫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叫历史检验？这就是历史检验。

　　 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说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秋收起义建军，是三湾改编建军，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定为九三○建军节，就是9月30日，三湾改编那天。

　　 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一锤定音。毛泽东说建军节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一点不能改。毛泽东同志通过肯定八一南昌起义，对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绝对的肯定。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个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西方的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什么叫恐惧？你不好好干我撤了你，这是恐惧。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干我提拔你，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的产生是发自内心的。

　　 朱老总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形成了领导的核心，树立了领导的权威。他就是通过自己坚定的信仰驱散了人们内心的失望和恐惧，从而成为这个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