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下）

　　 当时博古最大的软肋就是军事知识、军事能力不行，没有这方面经验。奥托?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而且他在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前，还在德国搞过武装起义，颇有军事经验，这些理由使博古与奥托?布劳恩的关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显待不住了，必须撤到苏区去。博古就撤到苏区去了。博古动身之前想带奥托?布劳恩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其实也想去，但他当时有自己的考虑。

　　 到中国来，他不是军事顾问，他是一个送款员，为解救牛兰夫妇，送2万美元是他的任务。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为私人顾问，还是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当时没有明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他希望什么呢？就像中国人讲的，你要给我正名，给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分？

　　 奥托?布劳恩当时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苏区，在身份认同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缺陷，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送款员，不是共产国际指定到这儿来当军事顾问的。所以，当博古想把奥托?布劳恩带到苏区去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相应指示。意思很明显：你博古说了不行，得共产国际说了才算，我去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这是关键。

　　 奥托?布劳恩心里很清楚，他想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博古连续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负责人约尔特也发了几封电报，但是共产国际的答复迟迟不来。

　　 共产国际的答复为什么迟迟没有来？

　　 共产国际有自己的经验。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不管怎么说，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慎重考虑的。

　　 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代表。他当时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当时会上出现意外，有陌生人进来的时候，马林及时警告全体会议代表，说地点已经暴露立即转移。大家当时还不太情愿，被迫听取了马林的意见转移了，结果当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马林要求提前转移，这个建议是以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

　　 所以说，共产国际代表派驻中国，不能一概说都是来犯错误的，指导都是不对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地方。维金斯基和马林都是这样，而且作出贡献的，并不止他们俩人。

　　 70.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如何从神变回人

　　 鲍罗廷是第三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革命的顾问。

　　 鲍罗廷来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曾经被称为“广州的列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也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没有武装起来，吃了非常大的亏。后来，他犯了错误被调回到苏联去了。

　　 鲍罗廷之后还有米夫。米夫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他还最早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这些提法。今天看来，米夫当时也就是一个20多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米夫认识到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还有另外一个代表罗米那兹。罗米那兹后来提议撤销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刚刚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个半月后就被撤职了。罗米那兹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指责毛泽东，让你带部队打长沙你没有打，你把部队拉到井冈山去了，是右倾逃跑。他以这个理由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职了。

　　 罗米那兹在中国革命指导中当然是犯了很大错误，但是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其指导的八七会议，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可以说有不小的贡献。八七会议的政治报告就提出来，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对中共中央转变方针起到了特定的积极作用。

　　 从维金斯基开始，马林、鲍罗廷、米夫、罗米那兹这些人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老资格的革命者。连老资格的革命者在中国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从罗米那兹之后，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被共产国际规定，只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了。

　　 像鲍罗廷那样目空一切的决定权不复存在，实际上从1927年之后共产国际再也没有派所谓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那么为什么又突然之间蹦出了这么一个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连一个粗浅的了解都没有的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这个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到中国充当军事顾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他当年来中国是干什么的？为了解救牛兰夫妇送钱来的。当时连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决定权了，又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指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说，最终我们谁也怪不了，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奥托?布劳恩变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代表，从反映出的总体情况来看，是个骗局。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那么他怎样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呢？

　　 1933年春，博古去了中央苏区，他比奥托?布劳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动员奥托?布劳恩跟他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他也有自己的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可以。作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曾经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险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他主要担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奥托?布劳恩的这个要求还是很巧妙的，要求共产国际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就是要凭这个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转换，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奥托?布劳恩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讲，约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具体发出了几封他也说不清楚。隔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之前，才收到共产国际一个正式的，但是带点儿含糊意义的电报。

　　 这个电报的全文就这么一句话：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就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奥托?布劳恩想凭借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他完成身份转换，但是这封唯一指明奥托?布劳恩身份的电报，并没有帮助他完成身份转换。

　　 它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第一句话，“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共产国际说，请顾问可以，他可以顾问，但是他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第二句话含义更深，“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态度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你们要注意，奥托?布劳恩是你们请的，他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此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都有军事顾问，但他们都是受支配于共产国际，而不是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在电报上特别指出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要讲清楚，这个人是你们请的，你们自己要负责，他跟共产国际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共产国际发出的有关奥托?布劳恩的电报就这么一封，而且以后共产国际也从来不曾给他发过任何指示电报。如果他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顾问的话，共产国际为何不直接电示他呢？所以奥托?布劳恩从来没有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关系。

　　 共产国际随后派到上海有个军事顾问叫弗雷德。弗雷德抵达上海以后，给奥托?布劳恩（当时已经改名叫李德了）发电报，弗雷德的理解很简单：他就是我的一个临时工具，他到前线去了解有什么情况，有我在这里决策，他是没有什么决策权力的。

　　 这就是李德的真实身份。

　　 实际上李德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微妙关系。所以在进入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不许他这样讲。

　　 在第一次介绍他的欢迎会上，博古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我们欢迎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而为了保密和奥托?布劳恩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这次会上，博古还专门讲了，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个称呼太过了。我们可以说李德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无法说他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指挥过什么成功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是什么军事家。

　　 当时在会上，博古还说，李德同志作为顾问来到我党，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深切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这些就更过了。李德怎么可能成为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呢？他远没有达到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产国际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这些都给后来出现的问题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当然，这问题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博古为什么把李德捧到这么高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