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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将台就是盘踞这里的几任军阀都想要夺走的点将台,也就是日本人让你转交的合同上逼着我要我卖的点将台。”
明月看着显瑒,无比震惊。
“我有消息,圆形广场上其它的地块,他们早已购得,西南侧的位置上修建了长形的建筑群,若我这块地也卖给他们,形成的正是‘亢龙入海’之势,占尽天时地利啊……他们之前找过我的,三次,送了三个礼物,一个比一个厉害,现在拿住了南一,又让你来了,你看明月,什么叫处心积虑啊?”他轻轻笑了。
明月觉得脚下发软,一只手支在桌子上,指甲用力扣着紫檀木的桌面,指头尖儿白得透明。显瑒看了这只手很久,终于轻轻地把它握住,拿起来,卷在自己的手心里,把它慢慢慢慢地给捂热乎了,他抬头看着她:“但是,我得说,他们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还,”他在找一个合适的词,“还没有那么卑鄙。”
“……你想象的是怎么样的?”
“我以为那个建筑师会直接拿着你来威胁我。如果那样,那么他对你做的,那些你感恩戴德的事情都是演戏了。如果那样,明月你就是第一个可悲可怜的人,你被骗得彻头彻尾。而我是第二个可怜的人,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出去了,落在圈套里。好在没有。”
明月蹲在他脚边,将他的手反握住,贴在自己怀里:“王爷,要是我,您签合同吗?您救我吗?”
他看着她脸,安静地点了点头。
明月眨眨眼睛,登时泪如雨下。
他捧着她的脸,用拇指擦她的泪:“当然要救……我这心里面没有第二个人啊。”
“……那南一呢?”
“南一……若你是我,你怎么办?”
明月看着他的脸:“我等王爷给我一句话,您若搭救南一,那是她的造化。您若不救,也是情势所迫,别无选择! ”
他看着她哈哈大笑,抽回手,站起来,在房间里面来回走了几步,回头用食指点了点她:“明月,你上次跟我说得对啊,你没那么窝囊,你狡猾着呢。你还用问我吗?你早就做了选择了。你一定要救南一的,否则你怎么会来找我呢?”
明月扑通一声双膝跪下,用膝盖行走找到显瑒,抓住他袍子,抬头恳求,声泪俱下,嘴唇和手指都在颤抖:“我的命是命,南一的命也是,王爷能救我,不愿意救南一吗?”
他抓住她肩膀,立即把她扶起来,看着她眼睛,下定决心:“救!为什么不救?!我记得小皇帝在天津跟我说的一句话,这话听着荒唐,可我印象深刻,总会想起来,他说,一个江山比起来一个人的快乐,究竟孰轻孰重?我每每衡量,我守着这个点将台,诸多委屈和不易,却不能解脱,因我一人的快乐,哪怕性命与之相比,另一端太重,我怎么都不划算!如今加上南一的一条小命儿,这秤就平了!”
明月止住了哭,抓着显瑒的手肘,惊喜交加,几乎难以相信:“王爷说真的?不是逗我?”
显瑒双手捧着她的头,拉近自己,爱之情切,咬牙切齿:“逗你做什么?你为了朋友能做到这般,我没看错你,你是好姑娘!”
“您真的愿意出卖点将台?”
“国破山河在,山河不在还有人。一块风水宝地,一个紫气泉眼,要是连一个孩子的命都救不回来,还留着它有什么用?!事不宜迟,文书我留下,你去跟日本人回话:说我答应了。三日后鹿岛酒家见面。”
明月转过头去,连绵不绝下了几日的秋雨竟停了,云缝里露出一线天来。
我们在说一个关于秤杆两端孰轻孰重的话题。
上面说的1926年秋天发生的事情。
十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史学家们对于大战开始时间的标注至今仍有争议。更广泛的观点认为二战以1939年九月德国闪电袭击波兰为起 点。也有人认为战争起始于1937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二战持续数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无数人因为领袖的一句恢复帝国光荣的呼号慷慨牺牲,又有无数的人在总统首相元帅或将军的号召下拼死抵抗。雄伟光辉的理由让他们的死亡重如泰山。
只是有一个苏联年轻人的死并不是为了这些事情。
他被德军逮捕,投入集中营,与若干严肃整洁的英国军官同营。这个苏联人历来的生活习惯懒散无比,尤其如厕后不愿意冲水,英国军官们为此指责并刁难他。苏联年轻人像德军营房长官投诉,德国人认为自己插手战俘的厕所事务实在是有损颜面,便放任不管。苏联年轻人认为自己受到英国人与德国人的双重侮辱,仰天叫骂数声之后,投身在通电的铁丝网上,自杀而死。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约瑟夫斯大林。
1984年,这个故事被一个捷克作家用法语写在他一本书的第一章。他的这本书有一个探讨生命轻重的命题。捷克作家认为在整个二战之中,年轻的斯大林之子的死才是最为重要最为隆重的死亡。因为他是真正为了自己的荣誉和生命而死。
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又想起小时候听到的一个少年英雄的事迹。男孩从小聪明上进,品学兼优,相貌清秀可爱,他十四岁的时为扑灭山火而牺牲。少年英雄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双脚迈开弓步,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仍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态。
男孩为保护林木,村庄与卫星设施牺牲,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个勇敢的好男儿。对于少年英雄本身,我像所有人一样心怀敬仰并无丝毫争议。
可关于学习少年英雄,勇于献身保护国家财产的教育持续了数年。每周的升旗仪式上,我胸前带着红领巾,跟同伴们一起聆听事迹,接受教育,随同众人表示自己誓死愿为的时候,却最常在心里问一个问题:我或我同学的小命儿与3500亩林地,究竟哪个更重?
少年的事迹最近数年不再被人更多地提起了,偶尔歌颂的时候也是更强调了他自己的勇气和决绝的选择,号召向这位少年英雄学习的论调听得也渐渐少了。显然衡量生命轻重的标准有了潜移默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