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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

　　 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

　　 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

　　 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

　　 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

　　 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589）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而已，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439）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499），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528），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534）和西魏（535）。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550），西魏变成了北周（557）。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476）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24]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27]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529），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42]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43]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44]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45]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46]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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