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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

　　 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

　　 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真真假假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1]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2]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3]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4]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5]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6]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7]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8]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9]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10]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11]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12]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13]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14]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15]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16]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17]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18]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19]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20]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21]

　　 五石散原料

　　 东晋·葛洪《抱朴子》 丹砂 雄黄 白矾 曾青 慈石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钟乳 硫磺 白石英 紫石英 赤石脂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22]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23]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24]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25]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26]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27]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28]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29]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30]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31]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衍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32]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33]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34]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35]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36]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37]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39]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41]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42]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3]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44]

　　 至少，也是默许。

　　 西晋占田制

　　 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对平民、贵族和一般官员各有所规定。

　　 平民

　　 受田人 年龄 占田数（自有耕用） 课田数（供完税用） 共计耕作数

　　 丁男 16—60 70亩 50亩 120亩

　　 次丁男 13—15/61—65 70亩 25亩 95亩

　　 丁女 16—60 30亩 20亩 50亩

　　 次丁女 13—15/61—65 30亩 —— 30亩

　　 王公贵族

　　 封国大小 近郊占田亩数

　　 大国 1500亩

　　 次国 1000亩

　　 小国 700亩

　　 对于贵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数额，西晋政府作了明文规定；至于贵族在封国或食邑内的占田数额，则并无明确限制。

　　 一般官员

　　 官品 占田数 佃客数 每户佃客平均耕数 惠帝元康元年赠给

　　 一品 5000亩 50户 100亩 荣田1000亩，田騶（役隶）10人

　　 二品 4500亩 50户 99亩 荣田800亩，田騶（役隶）18人

　　 三品 4000亩 10户 400亩 荣田600亩，田騶（役隶）16人

　　 四品 3500亩 7户 500亩

　　 五品 3000亩 5户 600亩

　　 六品 2500亩 3户 833亩

　　 七品 2000亩 2户 1000亩

　　 八品 1500亩 1户 1500亩

　　 九品 1000亩 1户 1000亩

　　 据《晋书·食货志》，《晋书·职官志》，金家瑞《西晋的占田制》。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45]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46]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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