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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

　　 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名士派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1]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2]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3]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4]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5]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6]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8]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9]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10]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11]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12]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13]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14]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5]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16]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17]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18]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19]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20]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21]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22]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23]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24]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25]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26]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27]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28]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29]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30]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31]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地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32]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33]

　　 九锡

　　 据《礼纬·含文嘉》。

　　 一曰车马 指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 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曰衣服 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一双 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则 指定音、校音器 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曰朱户 指红漆大门 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 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 能进善者赐之

　　 六曰虎贲 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 能退恶者赐之

　　 七曰弓矢 彤弓矢百，玄弓矢千 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钺能 —— 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鬯 指供祭礼用的香酒 孝道备者赐之

　　 九锡是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通常天子才能使用这些礼器，受九锡之礼，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后世权臣图谋篡位，辄先邀九锡。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34]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35]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36]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37]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38]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39]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40]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41]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42]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43]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44]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45]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405）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46]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47]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48]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49]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50]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1]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52]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53]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54]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55]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56]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57]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58]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59]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60]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61]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62]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63]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64]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5]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66]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67]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68]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69]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