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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她站在峰顶，

　　 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

　　 白云一片片飘了下来。

　　 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前面说过的荀首之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郤克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因此这两支部队最后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自行其是，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

　　 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他和弟弟仲雍为什么要在千里之外建国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马迁把他们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结盟，目的则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楚是晋的死敌。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晋和楚的争霸史。因此，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能对晋国作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巫臣与楚也有私仇。实际上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华夏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把吴的触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结果他们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便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衅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衅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了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不远。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衅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衅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邲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仅供参考。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当时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

　　 但是怎么样呢？献公根本不听。[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心理暗示。拿主意做判断，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便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再夺回去。[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秦卜徒父。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发生韩之战，战前由徒父进行占卜，结论是此战必定活捉晋惠公。由于他的预测与后来的结果高度一致，因此此人青史留名。[10]

　　 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并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就叫“魏”，是“战国七雄”之一。

　　 这样的预言，实在很牛。

　　 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是个全才。

　　 因此，公元前525年，也就是楚国司马公子鲂与吴军战斗而死的那一年，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还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实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陷入火海。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至于裨竃的预测精准，不过因为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并非没有意义。

　　 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

　　 实际上当时子产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局面和灾后重建，包括派府人（国库管理员）和库人（兵库管理员）看守仓库，司马（军法官）和司寇（刑法官）实施救火。子产还让人记录被烧毁的房屋，减免受灾群众的赋税，并发给他们盖房子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他还立即派出外交官向各国通报灾情，下令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市场停止交易三天。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务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宋国和卫国的做法也一样。相反，像陈国那样不救火，许国那样不恤民，舆论便认为他们迟早要灭亡。[15]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

　　 人重要。不要忘记，正如《奠基者》一卷所说，周人的核心思想和主流观念，可是“以人为本”。

　　 因此，神就是人。

　　 不妨看看我们的神。

　　 华人的鬼神世界和崇拜系统，在东汉前后并不一样。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悄然兴起，中国便多出两个崇拜对象，这就是佛和仙。佛原本是人。只不过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先自觉，后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便由人变成了佛，叫“立地成佛”。仙也原本是人。只不过服了某种丹药，或有了某种法术，可以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便由人变成了仙，叫“肉体成仙”。而且，成仙者还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和阿猫阿狗，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佛和仙，都是人。这两个字，也都是单人旁。

　　 那么，东汉以前呢？

　　 东汉之前的祭祀对象和崇拜对象主要有三种：天神、地祇（读如其）、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祖宗和烈士，都是人鬼。称之为鬼，不带贬义，也不是亵渎，是实话实说。

　　 那么，天神和地祇，是人还是神？

　　 人。只不过，是有大功德、大贡献、大作为于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这些功德和贡献，主要包括五项指标：为民立法，以身殉职，以劳定国，抗御天灾，平息祸乱。一个人只要达到了其中一项，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

　　 比如后土和后稷。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社神与稷神，也原本都是人。稷神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的儿子柱，另一个是周人的先祖弃。他俩的贡献，是发展了农业，所以是谷神。社神则是共工的儿子句龙，曾担任黄帝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后土），所以是土地神。[16]

　　 其实就连最高天神上帝，也一样。比如商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帝喾；楚人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先祝融。只不过，商人的叫上帝，楚人的叫上皇。上皇其实就是皇天上帝，也就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

　　 很清楚，我们民族的鬼神世界中，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家大业大功劳大，这才福大命大造化大。但，他们的功德、贡献、作为，必须足够大。不够大，则仍然是鬼。大人物死了是“大鬼”，名人死了是“名鬼”。

　　 鬼神既然原本是人，则鬼神的世界跟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部落和国家，而且是天人对应的。不同的部落和国家，有不同的上帝和鬼神。不是一家人，就不拜一家神，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7]

　　 也就是说，你有事，要占卜或祭祀，必须面对自家的鬼神。否则，神不受理。

　　 神与人，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同样，既然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那么，神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神的愿望就是人的愿望，神的梦想就是人的梦想，神的爱情也就是人的爱情。

　　 比如山鬼。

　　 山鬼与女巫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头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骑着赤豹的山鬼站在峰顶，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飘然而下。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嚯，这是什么神？

　　 山神。

　　 是的，山鬼就是山神。在楚人那里，鬼和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这位山神是女神，而且是性爱女神。有人甚至说，她就是巫山神女。[18]

　　 因此她在屈原的笔下，就显得十分迷人和性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之阿（读如婀）就是山凹，被（读如披）就是披，薜荔（读如毕利）和女罗（即女萝）都是蔓生植物，含睇（读如第）即含情脉脉，微微斜视。四句歌词翻译过来就是——

　　 有个人儿呀，

　　 在那山窝窝；

　　 肩上披着薜荔，

　　 腰上系着女萝。

　　 含情脉脉，

　　 微微笑着。

　　 这样好看的样子，

　　 是因为你爱我。

　　 确实性感，尤其是还有豹子。

　　 豹子是山鬼的坐骑，也可能是驾车的，因为还有车。车身是辛夷木，旗帜是桂花树，车里装着石兰和杜衡。这些香花和野草，都是要送给心上人的。

　　 那么，心上人是谁？

　　 不清楚，也不必清楚，因为这不是情歌，而是神曲。实际上，《楚辞·九歌》十一篇，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唱给神听的。其中，《东皇太一》祭祀上帝，《云中君》祭祀云神，《大司命》祭祀生命之神，《少司命》祭祀生育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这些是天神。《湘君》和《湘夫人》祭祀湘水之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巫山神女。这些是地祇。《国殇》祭祀阵亡将士，这是人鬼。天神、地祇、人鬼，全都有。至于《礼魂》，是送神曲。

　　 送神曲非常简短，而且一片欢乐祥和——

　　 祭礼已成啊敲锣打鼓，

　　 击鼓传花啊载歌载舞。

　　 此起彼伏啊男巫女巫，

　　 亮丽歌喉啊从容步武，

　　 春兰秋菊啊千秋万古！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看，倒像是反的。

　　 负责请神和送神的，是巫觋（读如惜）。巫就是女巫，觋则是男巫。他们是祭祀舞台上的中心。因为所谓“巫”，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19]

　　 所以，女巫就是女舞，巫女也就是舞女。或者说，巫者就是舞者，也是歌者。他们的歌舞不仅为了颂神和娱神，更是为了通神。古人认为，巫觋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天神、地祇、人鬼有话要说，就通过巫觋发言，叫“显灵”。人有事情要请神指点或帮助，也通过巫觋表达，叫“通灵”。

　　 因此，在祭祀或巫术的仪式上，巫觋便既是巫师，也是鬼神，叫“为神而亦为巫，一身而二任”，颇有些“又做师婆又做鬼，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20]

　　 巫觋既然有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他们当中至少得有人穿着神的衣服，扮着神的模样，做着神的动作，讲着神的语言，表现着神的情绪，成为神的形象代言人。

　　 这样的巫觋，就叫“灵保”。[21]

　　 灵保可能是最古老的神职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是巫术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只有表演逼真，人们才会相信他们真是神灵附体。同样，也只有当真认为自己能够通神，才能逼真。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弄不清是在表演还是玩真的。

　　 楚人《九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山鬼》。这一曲歌舞，是女巫表演的。她们要祈求的，则是爱情。既然是爱情，那就会有相爱也会有失恋，因此既有含情脉脉的凝视、耐心守候的期盼，也有“东风飘兮神灵雨”、“风飒飒兮木萧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至于是谁爱谁，谁失恋，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在为一切有情人祈福。

　　 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诗句本身，硬要弄清楚哪部分是山鬼的，哪部分是女巫的，因为她原本“一身而二任”，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要紧的，是体会。

　　 其他篇章，也如此。

　　 那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和场面！云中君华采若英，灵动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大司命神秘威严，高傲冷峻，“众莫知兮余所为”；少司命竦剑拥艾，荷衣蕙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太阳神东君英武豪迈，潇洒多情，“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22]

　　 噫！以北斗七星为勺痛饮桂花酒，这是什么样的神灵，这是什么样的形象！

　　 还有《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23]

　　 是的，天帝的公主就要降临江中的小洲。望眼欲穿，怎么能不让我忧愁。可是她，却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放眼望去，但只见秋风吹拂之下，洞庭湖微微泛起波浪，树叶儿一片一片轻轻地飘了下来。

　　 这，还是巫术吗？

　　 当然还是。

　　 但，更是艺术，就像希腊人的宗教。

　　 因此我们无信仰

　　 跟中国一样，希腊也有巫术。

　　 希腊的巫师跟楚国的巫觋息息相通。他们也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同样可以通灵。因此，他们被叫作“神的着魔者”（entheos）。被神灵附体，则叫作“神性的着魔”（enthousiasmos）。这时，男巫和女巫都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那些崇拜狄俄尼索斯的女巫，还会一边如醉如痴地舞蹈，一边奔跑着翻山越岭。当然，男巫和女巫在着魔时也会载歌载舞念念有词。这些词句被认为是“神赐的真理”，这种神灵的感动则叫“灵感”（inspiration）。[24]

　　 艺术创作要有灵感，起源就在这里。

　　 因此，当希腊人把他们的巫术变成宗教时，便顺理成章地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希腊的宗教是艺术，早已为黑格尔所揭示。希腊的神也就是人，只不过比一般人更高大，更完美，更健康，更有力量，而且永远不死。其他方面，则与人无异。所以，当一个希腊人路遇俊男靓女时，他可能会停下脚步，羡慕而恭敬地问对方：你是不是神？[25]

　　 神在希腊，是最高的美。[26]

　　 但请注意，与人相比，希腊的神也只是更加漂亮而已。这种漂亮是纯粹的美，身体的美，外貌的美，与道德无关。相反，奥林帕斯山上的神几乎是“无恶不作”的。许多苦难和悲剧，就来自神祇的意气用事和胡作非为。所以，希腊人从来就不把他们的神看作道德楷模。相反，他们对于神的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很可能愤愤不平。

　　 比如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是在自己的好友战死后，才真正投入特洛伊战争的。为了替好友复仇，他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发誓要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拿去喂野狗。赫克托耳的父亲到军营来求他，请他敬畏神祇，阿喀琉斯却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是：那些神祇为人类规定了命运，自己却优哉游哉！

　　 当然，阿喀琉斯最后还是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停止攻城十一天，以便特洛伊人有足够的时间安葬赫克托耳。但这与敬畏神祇无关，而是被老年丧子的特洛伊国王所感动，并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中国人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希腊人这里是不管用的。他们不看佛面，只看僧面。

　　 我们则又是另一种风采。

　　 周人崇拜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否漂亮不知道，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比如天上三光，是可以瞻仰的；地上五行，是赖以生存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的。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27]

　　 天神和地祇有功，人鬼有德，都不必漂亮。

　　 神在中华，是最高的善。

　　 有功有德的神祇们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周王国一位名叫过的史官说：神祇降临人间，一般是在两种时候。一是这个国家将要兴盛，二是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前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高尚；后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邪恶。虢公国一位名叫嚚的史官则说：国家如果将要兴盛，就听人民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祇的。因为神，既聪明，又正直，还专一。人想要怎么样，他就按照你的愿望帮助你。如果你存心要失败，神一定让你去死。[28]

　　 史嚚的话，很有意思。

　　 按照史嚚的说法，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神决定的。恰恰相反，神的决策反倒是人决定的。人要学好，神让你步步高升；人要学坏，神让你万劫不复。神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加速度，加快你的兴盛或灭亡。如此而已。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当然不能。

　　 那该怎么说？

　　 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

　　 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没有信仰。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很早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难以恒定。毕竟，在民族的童年，精神支柱的建立仍然需要神助，尽管有神未必有精神。

　　 由是之故，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但从此，便牢不可破。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也有了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然而也正是在青春靓丽的春秋，周制度和周文化开始崩坏。礼坏乐崩的结果，是天上的鬼神和地上的天子，一齐失去了自己的权威；高贵的君子和卑贱的小人，也一齐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中华大地变成了霸主和枭雄们耀武扬威和争权夺利的屠场，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

　　 问题是华夏文明却没有像希腊那样日落西山，反倒在动荡的春秋战国开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之花，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则更是在新的时代勃然复兴，并成为伟大的世界性文明，先是在秦汉，后是在隋唐。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疑，这是只能从长计议的事情。在此之前，还必须走进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看一看从春秋到战国，我们民族演绎的又是怎样一种华彩乐章。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从春秋到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