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过了多久，我总算平静下来，坚定了访谈的决心，继续问道：“接下来是怎么做的？”

　　“首先要加深她对丁俊文的恨。”她说，“我必须认真考虑，所以25号那天，我只是听她倾诉，没有贸然行动。上午十点，丁俊文带她离开，后来又打电话问我成果如何。我把吕晨的病情描绘得很严重，但也保证会尽自己所能。3月26号，我约吕晨出来逛街，中午吃了火锅。吕晨说她不能吃辣，因为宫颈有炎症。我赶紧抓住机会，问起炎症的起因，她坚信是自己以前爱吃辣椒导致的。我用一种神叨叨的语气说，会不会跟丁哥有什么关系呢？之后，我又举了一大堆朋友们的例子，证明男人出轨对妻子健康的严重影响。那天，饭吃到一半，吕晨就涨红了脸，咬牙切齿，把筷子掰断扔到地上，一副恨不得把丁俊文撕碎的样子。”

　　我知道，偏执者的观念很难改变，而一旦因为某种契机改变，就会比之前更加根深蒂固。叶秋薇利用吕晨对丁俊文的怀疑与敌意，将吕晨“辣椒导致炎症”的想法，顺理成章地改变成“丈夫出轨导致炎症”，如此一来，吕晨对丁俊文的敌意，就会比之前更加强烈。

　　“接下来呢？”

　　“从其他方面继续挑拨她对丁俊文的恨，面对一个偏执的人，这实在是太容易了。”她接着说，“我甚至认为，只要恨意足够，即便我不再敢于，她迟早也会对丁俊文下手的。不过为了抓紧时间，我还是进行了继续的干预，我要让她完全进入精神分裂的状态。”

　　我急切地让她继续。

　　“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之间，真的只有一线之隔。”她说，“逛街那天，一有机会，我就会想办法弄出异常声响。几乎每一次，她都会产生机能性幻听。到了傍晚，她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觉得时机成熟，就用虚音说：不如吃饺子吧——此前，我已经特意跟她强调过，说我最讨厌吃的东西就是饺子。她奇怪地看着我，说，你不是不喜欢饺子么？我故作惊讶地说，我什么时候说要吃饺子了？”

　　“暗示。”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你在暗示她，让她以为自己产生了评论性幻听。”

　　“是。”她说，“当偏执者分不清楚真实与幻觉，精神分裂的症状就会加重。她当时大概也觉察到了不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之后，我又找机会做了几次同样的事。第二天，她就打电话给我，说她脑子有时会出现其他人的声音，那个声音不仅知道她在想什么，还总会对她的想法做出回应。她说，她感觉那个声音好像是我，她认为，我和她能够心灵互通。”

　　我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叶秋薇的暗示和干扰下，吕晨已经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的中度症状。

　　我想了想说：“如此一来，想控制她的思维就更简单了。”

　　“评论性幻听的出现，会逐渐引发思维失控感，最后发展成为思维被控制感，也就是所谓的‘影响妄想’。”她说，“我索要做的，是继续对她进行暗示，在她心中构建出我想要的影响妄想。”

　　通过暗示在偏执者心理中构建特定的影响妄想——这个想法既让我觉得新奇，又令我不寒而栗。

　　“怎么做呢？”我的声音里透着别扭。

　　“27号那天，我再次把她约了出来。”她回忆说，“我们没有逛街，而是找了个茶馆聊了整整一天。她相信自己能和我心灵相通，能听见我的想法，我笑着说不可能。接着，在聊天过程中，我通过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分析她的心理，不时地用虚音描绘她的想法，并加以反向的引导，而后否认那些话是我说的。”

　　我听得不是很明白：“这个过程，能举例说说么？”

　　“比如——”她想了想说，“在说到一部电视剧时，吕晨说她很讨厌女主角，但我看得出来，其实她心底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她只是嫉妒——偏执者病态的嫉妒。所以我就用虚音快速地说，你说你不喜欢她，其实只是嫉妒她，为什么不说你喜欢她呢？听到我的话，吕晨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闭嘴，我就是不喜欢她，做作下流。我假装吃惊地看着她，问，晨姐，你在说什么？她被我的表情骗到，因而认定是自己再次出现评论性幻听。她极度不安地对我说，秋薇，那个声音又来了，听起来很像你，但不是你。那个声音不光直到我的想法，对我指指点点，还想要控制我的思维。”

　　我想要做记录，却不知从何下笔，便试探着问：“也就是说，你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她出现被控制的感受？”

　　“这是个细活，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她接着说，“类似的过程，那天我重复了不下二十次，直到傍晚，我终于让她相信，她的思维正受到某种外力的干预。晚饭时，她终于出现了第一次自发的影响妄想。她悄悄告诉我，刚刚窗外经过的一个行人，想要让她和丁俊文离婚。”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阵慌乱，感到极度不安，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恶心：如果吕晨及时接受正规治疗，其偏执症状绝对是可以痊愈的。叶秋薇却为了自己的计划，将这个原本就十分可怜的女人带入万劫不复之地。

　　即便是“纯粹理性力量”的驱使，叶秋薇就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么？

　　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把脚尖挪向右侧，差点起身去按呼叫铃。叶秋薇看了我一眼，起身拿起一个苹果。我挣扎许久，居然又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虔诚地说：“叶老师，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难受。可以继续么？”

　　“确定要继续么？”她把苹果拿在手里轻轻搓着，“今天，吴院长似乎有意给你放宽时间。”

　　后面这句话，似乎也是一种暗示。我点点头，语气坚定：“我不能浪费他的好意，请继续吧。”

　　她放下苹果，平静地坐回藤椅，仿佛讲述从未被我打断：“影响妄想自发出现，但离完整构建还有一段距离。每个精神分裂病人，都有一套独特的影响妄想体系，我要帮吕晨构建一个体系。我们在茶楼吃了晚饭，席间，我开始给她讲我‘朋友们’的故事，都是夫妻之间的事。比如：丈夫家暴、出轨，妻子不堪忍受，下毒将丈夫杀害；夫妻发生争执，妻子在推搡中将丈夫推下高楼，等等。其中，我还给她讲了这么一件事，说是我一个朋友W，婚后不久就跟丈夫产生矛盾，她丈夫为了摆脱她，竟然到精神病院找了熟人，把她鉴定成重度精神病患者。最后，W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她丈夫又找了年轻女人，逍遥快活。最后，W在精神病院受尽折磨，崩溃而死。”

　　我记了几笔，问道：“W的故事，正是在暗指吕晨吧？”

　　“当然。”她面无表情地说，“所以她才会感同身受，产生出丁俊文的无比恐惧。我当时就看到了她的恐惧，就赶紧抓住机会说了更多的事。我说，我以前跟W关系特别好，自从她死在精神病院，我就经常梦到她，她总是在梦里跟我说，如果她能活过来，一定要不会放过她丈夫。话没说完，吕晨就紧紧抓住我的手，说，秋薇，我听见W的声音了，她在警告我，让我不要重蹈她的覆辙。”

　　我非常同情吕晨，但尽可能不在叶秋薇面前表现出来。

　　“她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一定是W的灵魂与她产生了感应。”叶秋薇接着说，“我又说了一些W的事——很多都与她十分相似，以此加深她的感受。做完这些，我松了口气，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

　　“一半？”我问，“我还以为，做完这些，吕晨就会去杀丁俊文了。”

　　“还不够。”她微微摇头，“纵使影响妄想深重，终究也只是妄想罢了。想让吕晨付诸行动，就必须让她的妄想与现实接轨，让她在现实中发现触手可及的威胁。”

　　“就像导火索，像《红豆》。”我点点头，“你需要给她一个突如其来的刺激。”

　　“对。”她说，“我先耐心等待了两天，看她是否会采取行动。我做得越少，暴露的危险性就越小。但连续两天，她都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31号中午，丁俊文打电话询问我治疗的情况，我决定点燃导火索。”

　　“怎么做？”我完全推测不出她的下一步行动。

　　“我对丁俊文说，吕晨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不是专业的精神医生，实在无能为力。”她说，“我建议他带吕晨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为了表现我的热心，我总结并打印了一份涵盖精神治疗的医院的名单，并标注了可以重点考虑的几家。31号晚上，我把名单交到丁俊文手里，嘱咐他放好，千万不能让吕晨发现，不然的话，可能会刺激到她。”

　　“啊？”我没听明白，“你的计划，应该是用这份名单刺激吕晨吧，为什么不让她发现呢？”

　　她露出一丝复杂的笑：“这么说，是为了让丁俊文在吕晨面前表现出紧张。吕晨原本就认为丈夫想要害她，感觉到丈夫的紧张后，一定会产生各种偏执的联想。丁俊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精神分裂患者，他会受不了妻子的偏执与纠缠，最终妥协，把名单拿给妻子看。他或许还寄希望于耐心的开导，能让吕晨明白自己的病症——面对一个偏执者，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她顿了顿说，“最后，你想一想，丈夫向自己刻意隐瞒精神病医院的名单，对吕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恍然大悟：“她会更加坚信丁俊文想要害她。那份医院名单，就是妄想与现实的契合点，也是点燃吕晨的导火索。”

　　说完，我翻开死亡资料，再次读了读丁俊文的死讯：

　　2009年4月1日凌晨五点，丁俊文被妻子从自家窗口推出，坠楼身亡。后经鉴定，其妻吕晨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案发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故而被送入市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我深吸了一口气：“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

　　她面无表情地说：“一切都有律可循。”

　　我翻了翻死亡资料，看着后面一连串陌生的名字，背后凝起刺骨的寒意。老吴特意给我延长了面访时间，我能感觉到，我也打算辜负他的好意。但是，我把死亡资料翻到第三页，刚看见第三个死者的名字，就忍不住合上了资料。

　　我当时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恐惧。

　　走出病房，老吴显然察觉到了我的异样，还特意找大夫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那天，离开精神病院不久，我就开始后悔没有多待一会儿。我把车停在路边，打开死亡资料，翻到第三页，再次看见了第三个死者的名字：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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