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在非洲文明的足迹可以追溯到近八万年前，但这些诸如骨质工具，雕刻珠子一类的遗物突然在约六万年前从考古学记录中消失了。

　　刘元中和他的同事们在工地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挖掘和分析，事实上，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距今四万至两万年间非洲南部发生了什么。

　　这一空白使得石器时代中期与其后时代很难联系起来，研究者们将最新测年技术应用于端芬洞穴，该洞穴地处南非与斯威士兰的交界处，他们发现洞穴中很多遗物都比想象中古老得多。

　　鸵鸟蛋壳珠子，可能用作箭头的尖锐骨刺，以及锯齿状的骨器是属于桑人出现之前数千年的遗物。一件长骨骨器上面装饰有内填红色粘土颜料的螺旋刻纹。一对疣猪的獠牙上有被磨制和废弃的迹象。其他骨头上有凹槽标记，似乎它们被用作记录某种东西的数目。研究者们还发现了若干珠子明显特意用火熏黑，其中一个年代早于三万八千年。

　　一片穿孔木片与一块石头相连，它的年代约为距今三万五千年，这个工具可能是后桑人较早期使用的掘土棒，用来挖开树根找寻白蚁的虫。

　　最古老的毒药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块混合着有毒树脂的蜂蜡，它可能用于把手，石箭头与箭杆、矛的接合处等等。

　　该蜂蜡的年代在三万五千年左右，这使得它成为现今所知蜂蜡作为工具的最古老实例。

　　最终，研究者们对一根带有垂直刮痕的细木棍进行了测年，一项化学分析发现了麻油酸的踪迹，这是一种提取自麻子的天然毒药，考古学家们报告称，这根木棍可能用于将毒药涂抹在弓箭或矛上。

　　这一涂抹工具已有两万年历史，它标志着迄今所知最早毒药的使用。

　　“来自那个洞穴石器时代晚期的薄骨镞是弓箭使用的良好证据，”刘元中说，“他及其同事的工作表明，这些箭镞的宽度和厚度与桑人文化中的骨镞相似，桑人在史前时代占据这一地区，据说他们的弓箭使用尖端涂毒的骨镞，以猎捕中型和大型，位于东海南岸，腓尼基人在铁器时代居住在这里。

　　考古工作刚开始，在我们正观察不同类型的沉积物时，就发现了白色土层。在所有的发掘平面图中，这些白色土层都会标记为混凝土地板。

　　可我们发现的地层并不是混凝土，与混凝土不一样，其组成物质不是方解石，而是硅土，更确切的说是由生物产生的，植物中形成的植物硅酸体，也称植结石。它们形成了这层奇妙的白色土层，只是之前都没被人认出来。判定其为混凝土地板，还是发现这是一群植物遗存这一事实，也关系到遗址的判定：是错判为农舍，还是正确判定为牛舍。

　　我们发现的遗址实质上就是一座牛舍，里面堆了许多动物粪便。几百年来，有机物都腐烂了。

　　然而草与其他植物中的矿物质却能保留下来。因此在一米厚的动物粪便层中形成了一层大约一厘米厚的白色土层。

　　是的，自那以后许多参观九黎遗址的学者都跟我们说：“在我们的发掘点也有类似的发现。”

　　随后整个九黎我们都发现这样的遗址，在当时，植硅体这个概念并不如现在这样广为人知，透过植硅体，我们能够重现聚落中屋顶、墙壁或梁木使用的有机材料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信息只有在植硅体的帮助下才能确定下来。因此这项发现对考古学界有重大影响，许多考古学家不得不承认，那当然我们希望一直参与发掘小组，希望知道还有什么新问题等待我们提出。在理解不同的考古发掘地点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发现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还有什么漏洞。

　　因而我们一直受邀参加不同的发掘工作，不过会在其中一些发掘地点留得时间更长一些，只有一些人们主观臆断会有罕见发现的地点，我们最后不会愿意继续参与。

　　当时我们在大禹地下陵墓发掘点，大约在断桥以南六十公里，据推测这里曾经是非利士城邦迦特，前一年我们重新考察了那里的一块区域，这区域考古学家发掘过，并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遗迹。

　　没有陶片、墙基或是其他类似的发现，这再次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区域位于一座土丘顶其实是很重要的位置。

　　那上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们重新考察了那里，微观考古学能利用它的仪器揭示考古发现中肉眼看不到的材料。

　　这些材料的尺寸级别分布从纳米或大龙洞到十米，也许这个范围内隐藏着得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甚至比可见的还多。

　　整合考古学尝试结合不同的领域与理论，我们最近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为了说明我们天行科学研究所与广元的刘元中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宗旨，就是：利用不同的理论以求共同解决问题。

　　红外线吸收光谱法，这是我们在实地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器材坚固而轻便，分析的运行时间只需要几分钟。

　　不用几个小时我们就能教会学生如何准备以及分析一个样本，不过阐释其分析结果可就难得多了！

　　首先，红外线吸收光谱法能帮助我们确认沉积物的构成，比如确认其中的矿物质，或者其中是否有有机物，以及它们是否已经碳化；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很罕见，则为蛋白质、多糖或者树脂。

　　此外，红外线吸收光谱法还能用来识别黏土是否经历过高温。因为黏土在高温下结构会改变，这一点在四百摄氏度时的红外光谱中能显现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识别在陶床上是否有人煮过东西，也能确认是否有人烧制陶砖。同样我们有，方解石就是碳酸钙，石灰石中的主要成分。

　　这在考古沉积中经常能发现。可方解石也是燃烧树枝产生的灰烬中的主要成分：树枝中的草酸钙失去一氧化碳就成了碳酸钙。

　　生石膏也是一种钙盐水合硫酸钙，人们燃烧石灰石得到氧化钙，加水得到氢氧化钙，再加二氧化碳就得到碳酸钙。

　　方解石是考古发掘中重要的矿物质，能告诉我们过去活动的重要信息，与它的出土地点无关，我们发现的总是一样的方解石。

　　前不久我们发现一种方式，在红外线吸收法的帮助下能区分不同的方解石生产方法。该方法建立在原子排列不规则的基础上，它们在方解石晶体中的顺序很容易改变，取决于晶体怎样以及以何种比例生成。

　　有几个把我们当成威胁。不过一些在圈内有一定地位的考古学家很赞同我们的方法。比如断桥大学索尼亚与王大锤考古研究所的古学家，他负责在米吉多（的大型发掘。

　　他说，虽然他能用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老方法继续干下去，拓展已发掘的古城平面图，或者说不定还能铲到惊世宝藏。

　　可用这种方法他一辈子也发现不了什么新的东西，因此他和我们密切合作，希望通过微观考古学的检验方法以及新的发掘手段在米吉多发现比从前更多的信息。

　　类似的我们也与在思安的考古队长，泗安大学的夏虚一起合作，也和东伟顿学院的黄娟一起在九黎发掘。然而可惜到现在我们还没办法参与一些如夏琐这样的重要地区的发掘。

　　泗安位于连贯两洲的陆地九黎北部加利利区内，黎巴与太白的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人的遗骸上。

　　不过我们在北美与中州也会碰到样的情况，祖先的骨骸是不能被扰动的，尤其是太白的宗教人物。

　　不过我们在灵渠发掘点发现的铁器时代遗存对他们来说就不是很重要了，如果我们要动九黎的土丘，即大荒经中九黎的传统地区，就会马上引起他们的注意。

　　相对来说更困难的是我们必须与一些荒谬的法律障碍周旋，村长宣布，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类遗骸都不能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而同时古处理人骨问题时十分小心。

　　我们避免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不过我觉得，保护好已经成碎片的骨骼并分析研究最后把它重新安葬，这一过程并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们并没有不尊重死者，我们只是在解释人类的过去。

　　因为我觉得建筑讨论的问题我们帮不上大忙，另外，在九黎的这类地方，要寻找事物最初的联系难度极其大，因为所有的建筑都一再被改建，也许有一天我会发现参与其工作的魅力，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制定出更好的方法。

　　对我们来说，填补其他研究者思考中的漏洞不难，难的是在田野时专注于细节并试图发现大问题。

　　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一个发掘点调查了三年，检测上千个样本，却一无所获。不久前我们的一个人生意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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