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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这一出去看看就没有回来，因为他跑去二楼把自己的女儿抱出来就走了，而班上的学生就真的一动不动地等他们的老师。五十个学生有四十七个死了，另外三个是因为在办公楼罚站死里逃生。教学楼塌了而办公楼没塌。

　　 初中的孩子是叛逆期，这时候几乎是老师和家长最头痛的，仿佛孩子的叛逆是洪水猛兽一样。其实哪有那么恐怖呢？只是因为“救世主”的权威被挑战了。

　　 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恰恰是他成熟认知世界的开端，他突然发现原来老师不是真理，家长不是救世主。他学会了辨别，但是这种辨别能力因为阅历和年龄的局限而显得冲动和幼稚。他们蓦地发现了社会在阳光下其实也是有影子的，曾经的救世主还是人，并且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们的认知开始了开化，却陷入了迷茫。如大禹治水一样，作为家长去疏导应该就平安的过了，而许多家长在权威受到挑战时选择以暴制暴，结果就是叛逆期的孩子在刚认知了社会的阴暗面时，就毫不犹豫的投靠了阴暗面。因为他们认为光明都是虚假的，与其伪善不如真恶。

　　 叛逆期的恶果其实是奴化教育的产品。因为奴隶是被统治的，要让奴隶听话只有让他臣服于统治者才行。所以，奴化教育让家长一开始在孩子面前的形象就太过神化，让他觉得你就是真理，他没有辨别正误能力的时候你就让他只学会听话，阻断了他的思考能力的发展，遏制了他欲望表达的诉求。当他意识到所谓的救世主都是假的时候，其反弹效果会更大。若再以暴制暴，就像拍皮球一样，一开始拍下去力道就太大，他弹起来之后你再用力一拍，皮球就彻底脱了轨道。

　　 对于孩子，我永远都是一个认知，没有坏孩子，只有被教坏的孩子。这个教坏不是教他的人坏，而是指教育方法的坏。

　　 高中的孩子已经不热衷于反对权威了，因为已经学会了冷漠。反正无论怎么做，都是愚民政策的棋子，试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考试出来只有一个成绩，作文只有一个旋律，又何必去追寻那么多？创新能力从一开始就被这个社会的奴性文化给扼杀，既然生在奴国又何必去争当主子？

　　 然而大学的时候发现，不对啊，这个社会竟然讲究创新了，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这门课程啊。我们是奴性教育，怎么社会又让奴隶创新了。其实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这不是社会变成主子了，而是社会彻底的沦为奴隶了，要与国际接轨成为欧美的奴隶，国际上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而这样的社会整奴化又激发了一个问题，学校和市场的矛盾。中国的教育至少在现在仍然是从幼儿园到本科的全程奴化系统，这样奴化系统的原因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必然驱使，因为所有人的思维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政治需求，于是韩寒只能在校外，要是让这种人留在校内污染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根红苗子，不等于自毁江山吗？

　　 可是学校和市场的矛盾越来越深，欧美人已经影响了你这个社会的市场结构，现在正在影响你的经济思维，可是你本土学校输出的人才却总是奴隶，没有思考没有见地没有创新，只有听话还有一堆我们欧美不懂的算计。学校教的和考核的与市场需求的完全是两个体系，你让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怎么办？

　　 现在情形让我想起了鸦片战争，当清政府都臣服于世界一体化潮流时，国人惊醒大呼：我们该怎么办？时过百年情形竟然如此相似，中国文化始终与世界轨道时合时离，被落后的奴性拖了后腿，我们是否应该大呼：别再奴化我们！

　　 其实说到底就是，皇权和奴性相生相伴，只有当皇权没有了才会指望奴性没有。

　　 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有着极深的奴性，它就存在于我的骨髓里面让我挥之不去，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这种奴性很让人恶心，但是却只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奴性的话或许就不能生存下去。我们很多人活着的目的，或者说是我们很多人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掌握权力，然后去奴役更多的人。

　　 其实我也曾想过一件事情：把孩子从施燕妮那里要回来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不过我相信自己今后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应该会有所改变。

　　 因为我本身就已经厌恶了当前这种奴化式的教育方式，而且我也相信这个社会一样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此刻，我也不得不在这个人的面前保持着自己的奴性，只不过我的内心里面已经多了一丝的反抗。然而非常可笑的是，我的反抗却并不是产生于自己的觉醒，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他的隐秘。

　　 他必须去帮我办这件事情，这是我要求他对我唯一的回报。此刻，我的心里这样想道。

　　 真的，我发现自己现在似乎到了一种不择手段的程度了。

　　 随即我把事情简单地给他做了汇报，依然是毕恭毕敬的态度。随后我说道：“北大的那位副校长和您的关系不错，这件事情看来只有麻烦您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这边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冷书记，我也是没办法，罗秘书传达的领导意图非常明确，我没有任何的退路。您也知道，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程度，我是绝不会来找您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态度说得比较明白了，现在他也会不得不认真去考虑。

　　 他摇头道：“这件事情......难度大啊。”

　　 我说道：“肯定是难度很大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来找您？你可是我的领导呢，这可是汪省长的事情，也算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一件大事吧？”

　　 这句话说出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太牵强，而且也让我的心里咯吱得慌。

　　 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这是没有办法。与此同时，我也向他传达了一个信息：既然我来找到你了，那就是没有打算给自己有任何的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