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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两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她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仨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玛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五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曼，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曼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二十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两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曼说，别喝了。小曼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小曼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曼也跟着站起来。
“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
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曼如何，那是欺负小曼。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
第二天小曼起床，刘峰不见了，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等她追出招待所，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玛和花生。一个连队百分之八十是新兵，老实得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真正的新兵蛋子。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叫他们小名儿，扔红薯干柿饼子，七嘴八舌喊话，让他们守纪律，别想家，好好听首长的话，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吃了多长点个头。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更没来得及长个头，就永远卧倒了。
回去的长途汽车上，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十五六岁，愣充十八，五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听首长话是真的，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十几岁也是一辈子过去，萨其玛都还没吃过呢。
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蛋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
我从灵台转过身，腿站疼了。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兴让我难过，好难过。小曼看着红箱子说：“他给我做的。做了一个月。我老是找钥匙。门钥匙，自行车钥匙，我老找，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有天夜里他睡不着，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他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最好谁都别想起他，谁也别看见他……”
在“鸭王”吃饭的时候，小曼告诉我，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替她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他还帮她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说不砌早晚会绊她一跤，这年纪摔一跤老五岁。还有冰箱内的灯，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那不成，他把里面的电源修好，现在冰箱里亮堂了。最后躺在病危的急救床上了，他还叮嘱，小曼你还是把那碗扔了吧，用指甲油补的，谁知有没有毒。我问什么碗。小曼说，一个装汤的海碗，他俩一块在他山东老家淘来的，碗沿的釉彩磕坏一块，小曼不舍得扔，他住院前买了一瓶蓝色指甲油给补上了。弥留之际的破碎知觉里，他想到的事中，竟然还有这一个碗。小曼笑笑，把我为她卷好的饼放到小盘里。她心里的酸胀，都在那笑里。
我问她，她说她俩不是我想象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说客厅里的单人沙发拉开是一张单人床，刘峰来她家住，就睡客厅。刘峰下海到海南，他们之间一直通信，一年总有十多封信的来往，她写得多些，他少些。一九九四年小曼还去海南看过他一次，到海口的第二天，刘峰叫他女朋友帮着打电话，招呼订货送货，催几笔款，他带小曼玩了几个景点。两人坐在长椅上乘凉，吃麦当劳的汉堡时，他跟她说，林丁丁从澳洲写过信给他，还寄了张照片，说是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土黄色的，跟澳洲的沙滩似的。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土黄色的轿车，跟丁丁穿的淡蓝牛仔裙特相配，但土黄色的车毕竟有点另类。他说他没给小林回信，因为当时正要换住处。
我是知道真情的。丁丁的照片和信都是寄给郝淑雯的，对土黄色轿车的褒贬也是从郝淑雯那里听来的。丁丁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寄过照片，他编谎言是因为他的虚荣，他的好胜，他的一厢情愿。刘峰也会为一份虚荣撒谎呢。
后来刘峰漂到北京，在侄子的公司打工，她也来到了北京。她来北京的缘由是她亲父亲的堂弟从美国回来，半身不遂，非要老死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他读大学、迷上京剧的地方。小曼当过几年护士，堂叔的女儿为此相中她来看护老头，在八十年代末修建的高层宿舍楼里买下一套便宜房，付小曼一月一千美金，一直到老头五年前去世。堂叔的女儿免费让小曼继续住在那套房子里，算她对小曼的谢恩。
“你们俩都是单身，为什么不合在一块儿过呢？”
小曼摇摇头，笑笑。
“你不愿意？”
她又摇摇头。
那就是刘峰不愿意。刘峰的心是爱她的，疼她，怜惜她，但身体不爱她，正如他的身体爱小惠，心却不爱，一回事。一个人一生，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是太难得了，就像二十岁的他，碰到二十岁的林丁丁。天下可爱女人多了，可爱的女人还得会唱歌，刘峰爱的是会唱歌的可爱女人。唱歌的女人也多了去，她们还必须像丁丁那样，圆圆的脑袋，细细的脖子，走路微张着两只小手，摔倒随时好撑扶似的。这都有了，她还必须常常“胃气痛”，抱怨得跟个孩子一模一样，“喏，这只胃胀得像只球！”
可也许所有让刘峰死爱的，都是假象的林丁丁。
“我们就是好朋友，亲密归亲密。”小曼说，“我到海南去看他，他当时有个女朋友，很年轻，重庆郊区人。他不爱她，就是做伴。”
小曼告诉我，刘峰后来跟她来往紧密是被他侄子逼的。侄子老给他说媳妇，尽说合些年纪不大的打工女，有一次竟然说了个三十岁的哑巴，刘峰终于求小曼帮忙，两人合做一餐饭，请侄子一家的客，侄子一家来到这个两居室，心就死了，也满意了，再也不给刘峰说媳妇，不过经常提出要到叔叔“婶婶”家暴撮一顿。此后常常就是侄子带酒和卤菜烧腊，小曼和刘峰做热炒和烧炖，充一回“天伦之乐”。
刘峰和小曼的故事，大半是我想象的。我更喜欢我想象的经过和结局。四十年了，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那些萦绕过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的冬青树呢？那座徘徊过我们秘密恋人的骑楼呢？粉碎得连渣子都没了。那个烟消云散的酷热夏天，刘峰来到小曼身边，伸出双臂说，来，我们走一遍。手触摸到她腰上，两只结实有力的手，虎口恰恰好地卡住她纤细的腰肢。除了爸爸，谁也没有那样抱过小曼。小曼多么欠抱，她心里知道。可是除了爸爸，谁也不要抱她。从第一次的抱，到这一次，一个女孩长成了女人。他的力量让她第一次为自己的轻盈骄傲。他把她放肩上，她从镜子里看到他们的和谐，那样的和谐就是信赖，就是亲昵。她把腿抬得那么高，那么漂亮，就像他扛的不是个女孩儿，是只燕子，一只展翅的鹤。她还看到什么？她自己深色的皮肤和他浅色的皮肤，他由于认真而微微走形的脸，他肩上全是汗，她腿上也全是汗，但他一点也不让她担心自己会滑下来。跟镜子的距离大了，他俩都被歪曲得厉害，都那么丑，丑得谁也不要。她就是抱着谁也不要他们的希望，来到海南那幢烂尾楼里，没有门窗，门窗是大小窟窿上挂着的床单、水泥袋。粉红格子床单里，出来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刘峰腼腆地笑笑，对姑娘说，她叫小曼，是我的老战友，一起上过前线呢。几天后小曼跟刘峰说，别在这儿了，这哪是你待的地方？刘峰从她又黑又深的眼睛里看到了依恋，从排练厅他抱起她那一刻，不，从他的两只手掌合拢在她腰上的一刻，不不，更早，从他走出人群，来到小曼跟前，对杨老师说，我跟朱克换位置。对，就那一刻，她开始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