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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三十九度七，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摆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哪，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知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疾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雯、林丁丁。对丁丁，她简直是敌对的。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那年小曼二十一岁，由于刘峰的离开，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地，厌倦化为悲哀。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浑浑噩噩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使她看到的，就是她亲父亲曾教她的屈原诗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于是她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杨老师的青睐，实在是迟到的，迟到太久。小战士独舞？对不起，跳不了。当郝淑雯到服装组去传送杨老师厚赏时，她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我这才想起，小曼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她那因悲哀而死的文人父亲迟早会在她身上复活。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恨不动的常态心情。郝淑雯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曼，一边织补舞蹈长袜一边在谋划放弃，放弃抗争，放弃我们这个“放逐”了刘峰的集体。她的“发烧”苦肉计本来是拒演，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她站在舞台侧幕边，准备飞跃上场时，希望燃遍她的全身。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
一九九四年的何小曼对我确认，她到服装组织补袜子不是为了“进步”和“向组织靠拢”，她是为了躲我们。刘峰离开后，我们，我们全体，是她最不想看见的人。
她也承认我猜对了，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儿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人们是可以宠她的，夜里为她端茶端尿，白天为她端饭端水，看来她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七天时间，她被希望腐蚀得那么彻底，真以为她的转机来了。然而在第八天，团长在巡回演出总结会上对我们大家说，今天的会也是个欢送会，何小曼同志很快要下基层锻炼去了，大家欢送她吧，祝她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小曼在抛弃我们所有人之前，还是被我们先下手为强地抛弃了。她心知肚明，团长多么铁腕地处理了她的苦肉计。处理了她，也就切断了对他配合苦肉计的责任追究。小曼走了，女兵们少了一个讲坏话的话题，尽管林丁丁说谢天谢地，再也不用看见她用那么小一块毛巾洗澡，面孔擦擦，屁股也擦擦了。有关小曼的坏话还够消费一阵：何小曼能不发出那么大馊味儿吗？一个头长了丁丁三个头的头发！长那么多头发是怎么回事知道吗？是返祖！谁仔细看过她的眉毛，仔细看是跟头发长一块儿的！看见她身上的汗毛没有？就是个毛人！难怪她出起汗来吓死人，泡菜泡藠头泡大蒜的味道，都跟着汗冒出来，所以她一出汗就馊！……
小曼走了一年了，我们对她的歧视、迫害还在缺席进行，直到中越前线爆发战事，有关她的坏话才归于沉寂。
刘峰伤好之后，谢绝了一切英模会的邀请。早在二十岁的时候，他把一辈子的英模会都开完了。他早就完成了做英模的份额，超额的一大堆英名都在林丁丁那里一笔勾销。他早看穿英名是不作数的，不能用来兑换真情和幸福。至于他怎样受伤，怎样差点送命，他跟谁都不想说。他的伤虽然在小臂上，但弹片炸穿了动脉血管，他用绷带扎紧伤口止血，可仍然不能完全止住。对救护车的期盼和等待是他一生最长最苦的等待，比等待林丁丁入党，等待她的预备期通过之后好跟她求爱更长更苦。救护车始终没被等来，等来的是一辆运送给养弹药的卡车。假如不是驾驶员迷路，没人会发现昏迷在路边草丛里的刘峰。驾驶员先看见的是地上蠕动的一道赭红，三寸宽，再细看，驾驶员头发全立起来。那道赭红居然是由密密匝匝的红蚁组成，千百万红蚁正十万火急地向路边草丛挺进。接下去，驾驶员便发现了被红蚁覆盖的一具人体。人还活着，军装四个兜，还是个当官的，军帽里子上写着名字：刘峰，血型A。是这个叫刘峰的残肢引起了红蚁总动员，伤口不断涌出的血引起红蚁横跨公路的大迁移。驾驶员再往山坡上看，另一路红蚁也在喜洋洋地不断拥来；整个红蚁王国都搬迁来了。路面上一个巨大的弹坑里积蓄着清晨的雨水，驾驶员把刘峰拖到弹坑里，三四尺深的水面上很快漂起厚厚一层红蚁。刘峰同时也被冷水激醒。
驾驶员告诉刘峰，他已经失血过多，再不及时止血命就没了。这是个典型的汽车兵，冲锋枪拍打着屁股，一开口便咋呼，从打开的军装领口露出半个胸脯。刘峰说不出话来，太冷了，过度失血和弹坑的冷水让他牙关松不开。知道野战医院包扎所的帐篷在哪吗？刘峰点点头，他送过排里好几个伤员去那里。刘峰的点头，实际上就是眨了眨眼皮。亚热带的早春使刘峰经历了最严酷的寒冷，山东老家的冬天也没把他冷成这样。驾驶员把他搬进驾驶室，用自己的急救包给他再次包扎一番，不久新绷带还是被血泡了。驾驶员问他能不能指路，卡车会尽快把他拉到包扎所。他又点点头。这次好了点，体温和力气回来了一些。驾驶员一面启动卡车，一面咋咋呼呼地说话，他怕伤员再次昏迷，那就很难再醒过来。从驾驶员的咋呼里，刘峰明白他是运送弹药和给养给××团。正配合兄弟部队打穿插的××团弹尽粮绝，进攻撤退都不可能，被迫退到一个煤矿里。
这是个三岔路口，驾驶员问刘峰，哪条路通往包扎所。刘峰下巴向左边一歪。驾驶员问他，路有多远，刘峰说不远，最多五公里。驾驶室的温度和驾驶员的咋呼使刘峰松开了咬紧的牙关。路面上净是水洼，卡车走得乘风破浪，每一次颠簸，驾驶员就是一句“日你先人”。五公里路走得像五十公里，到了目的地，驾驶员看见一座十多米高的煤山和一个半塌矿井口。驾驶员跳出驾驶室就破口大叫：“担架员！护士！抬人喽！”
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都瞪着他。
驾驶员又叫：“狗日医生呢？人都要死球了，咋不动呢？！”
此刻士兵们回答了：“哪来的护士医生？这是××团××营！”
“你们就是××营？！”
士兵们七嘴八舌，说他们一直在等汽车连送弹药给养，吃完最后一块压缩干粮是四十几个小时前了，从嗓子到肠子都让煤坑的水给喝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