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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说自己有一台哈苏相机，很得意的样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和邓丽君一起在洛杉矶的海滩边，看着夕阳慢慢往海平面跌落。她说，这实在太美了，我们应该把它拍下来。那时我刚好买了一台哈苏相机，赶紧把它拿出来，手忙脚乱地上胶卷，那个机器很复杂，等我把胶卷弄好，太阳已经落下去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在海边笑了很久。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或那样一种可能，我们俩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那么多种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决定。

　　 那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闷。白天学英文，晚上就关在酒店看电视。偶尔会去外面学习滑旱冰，为了新片《杀手壕》进行练习。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帮从香港来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我听到周围有人在讲汉语，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头一看，迎面走来的竟然是邓丽君，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们一对看，真是特别意外。我说，怎么你也在这里？她也愣了，当时我们还不熟，身边又都有朋友，简单打了招呼，就先说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没留电话。

　　 过了两天，我在Westwood看戏，又碰到她。当时我进戏院，她出戏院，两人又碰到，觉得很惊喜。我要看的电影还没开场，两个人就站在那边聊天。那天她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进去看电影为的是要学英文，估计她也是这样。聊起来之后，就知道她住的跟我特别近，大概就在三个block之外而已。那天就彼此留了电话。

　　 这真的是缘分，我们俩在国内没见过面，居然会在美国连续碰到。后来就约她吃饭、聊天。当时她妈妈跟她一起在美国，有时候她妈妈还会煮汤给我喝。她知道我在练习滑旱冰，说自己刚好也在学，我说那正好我教你啊。

　　 有天我干脆踩了个滑轮鞋就去找她了。她那时候滑得还不熟练，我要一直扶着她。你想想，那时候成龙和邓丽君，在洛杉矶的路边滑旱冰，完全没人认识我们，多好，多开心。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时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俩经常一起学英文，去海边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国城吃中餐，我开车去接她，两个人还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来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谈恋爱。当时公司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中国人，她是唯一一个跟我讲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

　　 可惜不久以后，我的电影要在圣安东尼奥开机。临别时，她也要回台湾了，我跟她说，拍完戏我就去台湾找你。

　　 《杀手壕》卖得很差，我很沮丧地回到香港，一心想着重整旗鼓再拍一部电影挽回面子，并且很快就组建了新电影的班底，先是去韩国聊剧本就聊了3个月，那个时代都是香港韩国合作的，在韩国拍摄会有投资补助。当时我们筹备的那部片，组成了韩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香港外景团队，比如灯光师就有12个，连木工都有16个，前后大概去了四五个月。可惜正式开工没两天，就鸣金收兵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冬天拍夏天的戏，零下15度，太冷了，大家都扛不住。到第3天的时候，我说，收工了，要是这样拍下去我会拍个烂戏出来。回到酒店，大家都缩在我的房间一起烤暖气。那时候已经花了大概200万港币，以当时的环境来讲，这是很多钱了。

　　 当时我打给何冠昌商量这件事，他先是关心我和大家有没有冻坏，然后放下一句话，不拍就不拍。就是这么一句话，真的是能“买”到人心。我和大队一起回到香港，把剧本改掉。这时候我就想，去哪里拍呢？

　　 台湾。

　　 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以电影为主的，说只有台湾有戏里需要的布景，我们很适合去那里拍。现在想来，其实也是有私心想去找邓丽君。

　　 到了台湾，除了看外景，就会跟她一起约着吃饭，两个人都安安静静的。那时候我还曾经去看过她的表演。我是坐在特别的包厢里面，在楼上的地方，她唱歌的时候，除了会看台底下的观众，也会往上看，我知道她在看我。我就坐在那边，看着台下的观众为她用力地鼓掌呐喊，心里想，她是我的女朋友。当时外界并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看这场演出我也是没有等到结束就离开，在当时的台湾，如果被人拍到我们在一起，会是爆炸性的新闻。

　　 后来我曾经想过，我们分开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从一开始两人性格就很不同，又无法为了对方妥协。换句话说，她太好了。

　　 她总是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我却是个大老粗；她总是气质优雅，而我刚从武行变成明星，终于可以享受大把花钱的奢侈生活，恨不得买一堆金链子挂在身上；她喜欢一个人出门，享受私人空间，但我总是爱热闹，喜欢那种有一群人跟随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老大，走到哪都有人毕恭毕敬地帮我拿衣服、拉椅子。

　　 记得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我不是每天都跟你一起吃饭吗？她说，单独吃饭。我说好吧。她就带我到了一个法国餐厅，进了一个包厢。那时候的我，餐牌也不会看，红酒也不会点，服务生把什么都拿给我，我不懂，就有点尴尬。她就把餐牌拿过来，跟服务生点东西，说的话里面会穿插一些英文和法文。我那时候就像闹小脾气一样，她说牛排五成熟好吃，我说，不要，我就要吃十成熟。她说要喝红酒，我就说要啤酒。她拿着红酒杯，细细地闻，我拿起酒杯一口就灌进去。她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很难喝。汤上来了，我看她很优雅地用汤匙舀着喝，我就故意直接拿起来往嘴里倒。牛排来了，她还没吃完第一口，我已经把整块肉都吃完了。西餐的规矩是那种两个人不吃完，第二道菜不会上来，所以看我吃完，她也只好说吃完了。最后那顿饭，我是撑死，她没吃饱。人家吃顿法餐两三个小时，我们不到半小时就吃完了。一出门我就跟她讲，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带我到这个餐厅，现在我要回去开会了，然后转身就走了。

　　 那时候，我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跟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有很大关系。从小就被有钱的小孩歧视，在戏剧学院的10年生活清苦，刚进社会的时候做最底层的工作，所以我打心眼里讨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瞧不起别人的样子。他们越是摆出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样，我就越想跟这种人唱反调。这种心态影响了我和邓丽君的相处，对她很不公平。

　　 有一天，我正在跟兄弟们聊剧本，她打了个电话来，说她要离开台湾一阵，今天想来见见我。我说好啊，来吧！她来的时候，门没锁，推门进来，我看她还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应该是刚刚表演完，非常美丽。我旁边所有的兄弟都惊呆了。

　　 我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神经，好像故意要在大家面前显得自己很拽，就只说了一个字，坐。她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那里，我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我们一聊就是很久，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没有跟她讲一句话。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站起来说，Jackie我先走了，我说好啊。

　　 她站起来转身就走出了门。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兄弟叫冯克安，他说，大哥，你是不是应该送一下人家？我想，对呀！礼貌上怎么都要送一下。我赶紧站起来，走出门口，看到电梯已经关门了。我只好回了房间，从八楼的窗户往下看，看到她刚刚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开走了。

　　 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不久，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那边是她的声音，Jackie，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吧。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话，电话就挂了。

　　 第二天，她又打了个电话来，说给我留了一个东西，放在酒店的前台。我收工回到酒店，拿到的是一盒卡带。“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里面是她的那首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那时候我在台湾拍的是《龙少爷》，每天都很辛苦也很累，加上拍摄过程中很多人受伤，医院里躺满了剧组的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把工作顺利完成，几乎焦头烂额，哪有心情去谈恋爱。就这样，跟邓丽君也一直没再联络。

　　 几个月之后，她在香港有个演唱会，我的经纪人去看了。演唱会完了之后，她们一起出去喝东西，她跟我的经纪人讲，你知道吗？我恨死他了。经纪人回来讲给我听，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坏，伤了人家的心，自己却不知道。

　　 后来再跟她遇到，是一个颁奖典礼，林建岳办的。那时候他叫我去颁奖给邓丽君，我心里想的是，不要，因为我知道她应该还在恨我。林建岳知道我和邓丽君之间的事，我就问他，她知道我会颁奖给她吗？林建岳说，知道啊。我说，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去给她颁奖，就当是有个机会可以表达抱歉，弥补一点我的不懂事。林建岳还说，你可以想办法在颁奖环节给她一个惊喜。

　　 当时她先是演唱一首歌，我就悄悄地躲在后台。等她刚刚唱到中间，有一个点是在间奏的时候，我就忽然走出去，拿着奖杯，她一转身看到我，在台上转身就走，我就只好在台上追着她，她就绕着那个舞台一直走，一直不肯接受我给她的这个奖。我跟在她后面，嘴里一直讲，不要这样，Teresa，不要这样，很难看啊……后来她终于拿了这个奖，也没有跟我握手，也没有说谢谢，就转身走掉了。气得我回去就骂林建岳，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我要给她颁奖！

　　 我们这段情，就这样裂掉了。

　　 几年以后，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门口，我又看到过她一次。那时候她刚刚上电梯，我刚刚出电梯，就这么巧。大家互相看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没有讲话。当时她身边有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我转头目送她上电梯，电梯门关了，我跟她笑一下。就这样子。

　　 1995年的5月，有一天我的助理Dorothy接到一个电话，是从美国打来的，用手机。那边说，我是邓小姐，我想要找Jackie。Dorothy跟她说，大哥现在不在，过几天才会回来。后来Dorothy告诉我有这通电话，让我打给她，我说好的，结果当时手边有其他事情，一时忘掉了。

　　 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呆掉了，一瞬间很多往事涌上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自那之后，只要谁说让我回电话，我都会马上打回去。

　　 因为拍戏，我没能去参加她的葬礼。

　　 2002年，我在内地发行的专辑中与她“合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希望那首歌可以穿越时空，帮我带去对她永远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