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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英说，是我的咳嗽，让他俩停止了争论，这样说的话，难道我昏迷中听到的谈话声，正是他们意见上的分歧？简单的排除，人就那么几个，争论的是他俩，那掏枪的人，只能是旗娃了。

　　 这也不对啊，旗娃身上除了匕首，就没有其他武器。况且，王军英也没说，他俩是坐在一起，迎火而论的。那个掏枪的人，不能就这样简单的确定。当然，这也有那么一点儿主观因素在，要说这队伍里，我最最信任的，就是旗娃那小子了。

　　 不过，物资不够分配，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最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就是“开源节流”，也就是灭掉其他口，独揽总食。咦，这样一想的话，那个有问题的人，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下杀手？

　　 人性，在利益面前都经不起考验，更别说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小时候，我听过许多扭曲的故事，大概就是在那几年，天灾人祸，民不得食。人吃人的事件，被老一辈讲得绘声绘色。据说我当年，也差那么一点儿就饿死了。所以，人本兽性，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来考验人性。

　　 吃下同类，不在极其疯狂的时刻，应该是做不出来的。但是，一枪灭一口，就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我想，如果那个人够狠，够兽，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我活动了一下身子，除了肋骨处还有明显的痛感外，其余地方都还好。至少能走路。这样一推下来，三个人都有嫌疑，谁他娘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排除。

　　 “前面是什么情况？”我心不在焉的问了一句。

　　 “房子，好几栋大房子。”王军英说着又点了一根烟，“跟黄班长说得不差。”

　　 其实，虽说三个人都有嫌疑，王军英在我的心目中，已然是“最高嫌疑人”。他的一举一动，在我眼里都是虚伪的、带目的性的。说不定，他专程给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让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嗯。”我点着头，慢挪着身子坐了回来，“那咱们打算多久出发？”

　　 “当然是等你身体恢复了，”邓鸿超忽然说，“你就先好好养着吧，我还在跟王副班长商量呢。”

　　 “嗯。”我答。

　　 不对，按照之前的推理，邓鸿超也算一个“嫌疑人”，不能没有证据就定王军英的罪，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但是，邓鸿超这个大学生，又会有什么问题呢？想想，他是整个队伍里的核心骨，一切都是围绕他来开展，他根本没理由做出什么“有问题”的举动啊？

　　 况且，假如掏枪的是他，灭完口之后，他将面对什么？没有我们的保护，独自寻找出路，再穿越敌境，返回原路。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太难了，不可能了。我之所以会先入为主的将王军英列为“最高嫌疑人”，就是因为他本人的技能过硬，有能力承担队落一人的后果。

　　 一路乱想下来，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我索性闭回了眼睛，不再去想。因为一路想下来，除了越发怀疑王军英之外，我就再想不出什么结论来。

　　 坐在旁边的王军英，看了看表，继续默默抽烟。

　　 我又想到，早早排除在外的旗娃，可能是个信息源头。也许，我只要去问他，问问当时是谁坐在火堆旁，又是谁站在黑暗里，结果不就明了了吗？但转念一驳，旗娃手中虽然没有武器，但谁知道他会不会是拿了我的枪，又放了回去呢？

　　 脑袋迟缓，我再无精力逐条分析每个人的可疑之处。现在的情况是，在结果出来之前，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以相信，不管心里头对谁谁有多少信任。更不能贸然张嘴去问这个问题，要是不小心问到嫌疑人了，那一纸捅穿，被灭口的，可能第一个就是我。

　　 这是一种很焦虑的状态，在那个人露出马脚前，我找不到任何信息可以去确定他。但等到它露出马脚了，结果出来了，一切又都晚了。不过话说回来，那个人，最后又为什么选择留手呢？仅仅是因为我醒了过来？这不可能，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失招啊失招，队伍里混进了那么一个敌人特务，我竟然浑然不觉！要怪，也就怪自己在多方面的事物冲击中，遗忘掉了刘思革的话语。不然，我多留个心眼，现在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多信息，更多线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是在极度的忐忑与不安中度过的。借着清理装具的借口，我检查了一下手枪，上好了膛，并时刻将手靠近着枪把子。谁会想到，一路情同手足，历经千难万险，竟还会在最后时刻，来提防自己人！

　　 我身上的伤，并不是严重到无法自理的地步。昏睡那么长一段时间后，虽是遍体鳞伤，但也不再犯困。他们三个，似乎很疲累，我便提出让他们休息，我来守岗――这样一来，我也不用提着个心把子，时刻盯防着他人的举动。

　　 三个人躺下后，我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心，不自觉的就要去胡猜乱想，不自觉的想起那副画面。王军英，旗娃，邓鸿超，看着三张闭目的脸庞，熟悉又亲切的脸庞，我还是不敢相信。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三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是戴着面具，假意睡眠，正想着如何加害于我们。

　　 猜忌藏身，我不知道谁是敌人，谁又是队友。心头的恐慌，更找不到人诉说。背叛，敌人，不过离我几十公分的距离。

　　 就这样，我吃着干冷的食物，整理着衣装，晾换着鞋袜。看着渐渐变小的火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火堆是用规整的木头块子生起的，洞穴里不长树，那肯定是苏联人的木材。我很想出去看看周围的情况，但又丢不开眼，害怕给那个人可乘之机。只能趟坐在原地，静静休憩。

　　 三个多小时后，几个人终于挨个醒了过来。

　　 又吃了一些食物，整理了一下物资，见我状态不错，大家便商量起，接下来的行动。他们本还想换我休息一阵，但明晓了队伍里有人图谋不轨后，我哪里还睡得下去！只能催促他们，赶紧决定后面的行动。

　　 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地方就在前边儿，走过去便是。黄班长牺牲后，王军英这个副班长，就担当起了队伍领导的角色。在战场上，班级最为一支军队最为基层的编制，是必须时刻冲锋在前的。

　　 所以，“班长”这个基层指挥员，牺牲的几率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设副班长一职的原因。因为班长一丢，十几号人总不可能乱成一团，只能让副班长顶上去。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我与旗娃，只能供其差遣。

　　 但严重的是，嫌疑最大的两个人，就在这个“领导班子”中。

　　 王军英想问出一些关于任务的信息，但邓鸿超只是含糊其词，说要到了地方才知道。王军英只能说，最好把下去的时间，控制在半天之内。大家开始整理起物资，准备走好这最后一趟路。

　　 邓鸿超的相机早就破损的不成样子，他取出了胶卷，将厚重的相机扔了掉。李科长当初安排过，进入工程体后，为了防止意料不到的情况，需要把防毒面具戴上。幸好，幸好当时刘思革留下来一副，被旗娃捆在了背囊里。否则的话，丢掉背囊的王军英，只得“裸奔”了。

　　 打开包具，大家把防毒面具理了出来，所幸，面具在冲撞中并没有撞坏。只是一两个滤毒罐子，给压了瘪。防毒面具是由几部分组成而来，并不是说就一张罩子，罩在脸上就能防毒了。我们配发的面具，为了图轻巧，大概也就两部分。

　　 一是面具本身，二是滤毒罐子。简单来说，就是把面具箍上脑袋后，再把滤毒罐子拧到上面去，这样一来，吸入的空气就是经过过滤之后的了。防毒面具就跟大家在电影儿里看到那种一样，眼睛两片大镜片，嘴巴那处顶个猪鼻子一样的装置。

　　 至于其他物资，就目前来说，还相当够用。我们简单整理了一番。

　　 看起来，三个人都还是之前的样子，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们没什么变化。一切妥当，队伍背好装具，提着防毒面具，准备出发。

　　 考虑到我有伤在身，邓鸿超背上了我的背囊。实际上我想坚持自己来，但肋骨实在是受不了这些强压，只好作罢。王军英为了节省手电筒，让我们只打两束光，我留了个心眼，主动承担了队尾的光束。

　　 这样一来，我身在最后，就能看到每个人的动作，用不着担心背后捅刀了。他们也没有阻拦，也没有人露出异常的表现。我不仅开始怀疑，是那个人打算收手了，还是我之前看错了？

　　 王军英打头，我故意迟缓几步在后，四个人，走离奄奄一息的火堆，开始朝黑暗中的工程体靠近。

　　 不一阵子，脚下的坑洼石面，就替换为了平整厚实的水泥面。水泥平平整整的切出一道坝面，高于石面五六公分的样子。这，应该就是整个工程体的地基，要在坑洼的石面上修建水泥楼，自然少不了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