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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