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羊薇薇这番反驳的厉害之处，绝大多数国内的看客肯定是看不出其意境和精要所在。

　　这并不是国内的读书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国人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各种苛捐杂税。

　　华夏的税收，是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传统的，毕竟这是单一制国家，而且发展很不平衡，也确实需要这种制度。

　　中央从富庶省份的分税制抽成中拿来钱，然后去建设落后省份、到大西南扶贫、到大西北搞大开发。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东南沿海富庶省份的人民也没觉得自己被剥削奴役了。

　　可是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的资本注意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在联邦制的国家，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本州人民交的钱，当然应该花在建设本州上。

　　在华夏，一个沪江人纳的税可能被转移支付去滇黔扶贫了。但是在米国，要是一个纽约州的人纳的税（联邦所得税除外）被拿去救济阿肯色穷逼了，那绝对是要引起闹独立的重大问题——“你州”阿肯色人就是饿死，关“我州”纽约老爷什么屁事？

　　就拿后世2017年华夏讨论得很热的“物业税”（房地产税）。华夏人大多只关注这玩意儿如何征、如何定免征额、如何控制房价（事实上大多数穷人就把物业税当成打压房价的手段了），却很少关心征来的钱该花到哪儿。

　　这玩意儿，在200年前的米国就玩过了，也一直在玩，只是米国政府从200年前就渐渐发现联邦收这个税会被强烈反抗，放弃了。交给州收，后来州政府收也被各种抗议，只好继续下放到县。一直到如今，米国的物业税还是市县一级在收。

　　究其原因，就是每个米国人脑子里都有一根弦：收物业税可以，但“我的土地、房子”收来的物业税，必须用于“维护我的房子周边的基础设施、为我的房子提供区位价值增值”。

　　换句话说，哪怕今天布鲁克林区的人交的物业税，被拿去修一条皇后区的地铁，只跨了一个区，导致皇后区一些沿线房子增值了，那布鲁克林人也是肯定要把纽约市长掀下去坐牢的。

　　（注：这里只是用国人能够理解的模式举例，实际上在米国地铁修通并不是导致房地产增值的因素，反而是导致房子贬值的因素。

　　因为米国人认为“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那就意味着黑人、穷人、养不起车的人也很容易到达其周边晃悠，所以导致这块地皮不安全”，加上米国人的私家车保有量超高，不通公共交通其实对有钱人的出行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在米国，同一座城市里大环境、配套设施相当的情况下，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块地价才越高。卖点就是“穷人不方便到这儿来”。

　　另外，前文所说的“绝大多数资本注意国家”，特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是英美为代表。独裁时代的德、日这些“国家资本注意”模式不算。二战前的德、日也是跟华夏一样，政府征了钱可以“全国一盘棋”搞建设，比如大造铁路、修战列舰。）

　　剖析清楚了这些点，再来回头看羊薇薇的控诉，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

　　这是一种对“不依法行政、乱行政”的严重控诉。

　　如果冯见雄或者说金陵师大其他队员应对不当，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评委们的集体倒戈的。

　　说到底，这个比赛是在星岛这个资本注意国家举行的，而评委们几乎都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学者。

　　这也是平行时空这场同题比赛中，正方最后落败的主要原因——对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够重视，以至于被评委们当成了暴和谐政的支持者。

　　……

　　“我方此前的辩词中，哪里说过有‘宏观调控私家车数量时所收取的税费，会被挪用于其他用途’了？请对方辩友不要信口开河——我们一贯觉得，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确‘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的财政方案的。”

　　尽管被对方咄咄逼人逼上门了，冯见雄的回答还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

　　严格遵守了“谁主张，谁举证”的逻辑。绝不额外多进半步，以免给人留下丝毫“他赛前做了很多功课，所以他主动估计对方会如何如何构陷”的印象。

　　如果对面的辩手是个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会有。

　　羊薇薇显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但她也借此意识到了冯见雄的冷静。那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定要攻击方主动捅破每一层窗户纸，才好整以暇的反击。

　　“那么请对方辩友举个例子告诉我，你们觉得政府征收这些钱后，究竟可以怎么花？”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问题问到了细枝末节。

　　冯见雄等的就是对方不得不问得这么具体。

　　他精确地举例：“打个比方，我认为限制私家车牌照数量时征收的额外费用，可以用于补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价。”

　　羊薇薇稍许有些意外，但情况还在她控制范围内。仅仅思考了两秒钟，她就应声追问：

　　“把这种花钱方式定性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这些民’、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么？谁都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给没买车的人坐的。而买了私家车的人几乎不会或很少去坐公交车。所以这种税款使用方式，完全是‘用有钱人的钱在补贴穷人’，是平均主义的肆意扩张。”

　　冯见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逻辑的错误：“不，这完全不是平均主义，如果非要举一个类比，我认为更合适的例子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碳排量交易’——在曾经污染问题不严重、环保意识低下的时代，人们没有限制排污的意识，也就不存在‘排污费’。

　　而随着污染和碳排问题在全球形成共识，人们才意识到，‘某些人和国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超过人均值的人，向生活方式较为绿色健康、碳排量低的环保人士，支付一定的补偿款、以购买自己的排污指标，又有什么不对吗？

　　新增私家车主被额外加征的重税，毫无疑问在法理上可以定义为排污税，补贴给排污少、坐公交的无车人士——要知道，两个同样通勤需求的家庭，如果其中一个家庭开私家车，另一个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统，前者的能耗污染会是后者的五到六倍。”

　　羊薇薇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大脑飞速地运转着，只能先给队友一个眼神，让他们接上场子应付一下，她自己则思考着怎么转移战场。

　　“这个冯见雄实际施政技巧准备得很扎实，‘依法行政’和‘税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这两个角度，已经被他严丝合缝彻底堵死了。”

　　“怎么办？只能把杀手锏提前用了？或者就‘政府的此项行政干预了公民自由、限制了公民选择权’再尝试一下进攻？”

　　羊薇薇想了大约半分多钟。对面的冯见雄，也暂时偃旗息鼓了一会儿，显然是在准备引领全队调整节奏、carry全场。

　　场面暂且让给了田海茉、虞美琴和中s大学的二线队员们唇枪舌剑、短暂交锋。

　　汤雯按照赛前的排练，用略显无力的辩力强调道：“请对方辩友注意，即使是市场性的调控手段，多少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不公平。

　　比如我们以如今已经开始限牌的沪江市为例，一张车牌如今靠竞拍，要好几万块钱。很多原本可以买得起车的人，就因为上不起牌，只能把买车机会让给更富裕、不差钱的人，这不是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的落差吗？”（注:这几句话差不多算是史实，当时反方就说过这么弱智的理由，予以保留。）

　　面对这种弱智的抵抗，田海茉潇潇洒洒地就怼了回去：“原来对方辩友刚才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强制、要自由市场。转眼又觉得‘供给稀缺、价高者得’也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公平？

　　我倒是想问了，对方辩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钱多可以买到钱少买不到的东西，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嘛！如果这都做不到，岂不是回到了平均主义，或者封建王朝时的‘商人虽富，不得衣锦’状态了吗？”

　　陈汉刚才一听汤雯的照计划宣科，就知道要遭，连忙过来救场转移话题：“我们也请对方辩友注意，以沪江的政策，虽然政府用经济手段限牌了，可是控制城市拥堵和排污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很多花不起钱的购车户却转而靠托关系、想办法，到周边城市去上牌，然后继续回到沪江的路上开。限牌限了这些年，沪江依然那么堵、空气质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体量的废气。所以堵不如疏，限牌是没用的啊！”

　　陈汉自以为这番话说完可以松一口气，可惜虞美琴的发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

　　“限牌有没有用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立场性的问题。方法是可以在试点中改进的，如果外地牌照车问题太严重，完全可以设为‘上下班高峰时间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环，甚至将来不得上外环’，请对方辩友不要顾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