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涅论文的最后一章再一次拿圣·塞宁文献和杜亚文献的关系作主题。杜尔涅似乎对杜亚文献的缺失部分也有过长年的研究，多少有点认识。他明确指出，圣·塞宁文献群之中有不少的部分已被抄写、收录进杜亚文献这一事实，而圣·乔治书函并不包含在现存的杜亚文献之中，据此他得出结论，杜亚文献的缺失部分正是圣·乔治的书函。

　　“你们从杜尔涅的论文概要之中也能看出，那张用希腊语写成的纸片，正是寻找圣·乔治所说的‘恶魔的秘宝’之所在的关键。杜尔涅本人主要把精力花在了书函的文本上，对解明圣·塞宁文献与杜亚文献的关系抱有的是学术上的兴趣。他对所谓的秘宝并没有怎么当真。可能他因此暂时搁置了对羊皮纸的解读。可是，有些人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而这些人在大战中的法国，有着无法无天的权力和残忍至极的手段，更甚于中世纪的独裁君主。这就是不测的悲剧突然降临到笃实的乡土史研究者亨利·杜尔涅头上的缘由。当我听到那女孩说，逮捕杜尔涅的警察背后有两名德国军官时，我就察觉到这一点了。当我得知，德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杜尔涅为研究而从圣·塞宁教堂中借出的圣·乔治书函，或者说是书函末尾附录的神秘的希腊语纸片时，就更加深了我的确信。这可怕的实情直到战后才得到揭晓，不过，**指挥者内部那些疯疯癫癫的、教人不敢置信的神秘主义狂热，我在当时也已经多少有点听闻了。杜尔涅肯定是落入了相信‘恶魔的秘宝”的存在的**狂人之手。我这么想。

　　“那女孩真的很可怜，她哭着说，婚礼都快到了，我看得出她还怀了身孕。杜尔涅被捕后过了两个多月，一点都没有被释放的迹象。不久之后我们得知，杜尔涅已经被移送到北方的德军占领区。对那女孩来，那几乎是令她绝望的事实。当时在维西政权统治下的非占领区，也有大量所谓的犹太人、反德分子被强行送往东方，在那些囚犯之中，可能也有着杜尔涅的身影吧。”

　　老人沉静的语调中带着无法抚平的愤怒。可是比起这些，我则兴奋得几欲手舞足蹈，因为圣·塞宁文献、圣·乔治书函的可怕秘密终于从历史的深渊中冒出头来，让人得以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老人的话还在继续。

　　到了战后。我去质问一九四二年时的马赛警察局长，知道了杂志没收事件的真相。果然，那两名在图卢兹操纵维西政权的德军将校为确保杂志没收能得到完美执行，亲自赶到了马赛。警察局长记得，那两人的名字，是**冲锋队中尉克拉克，还有大尉费斯托。”

　　**冲锋队大尉费斯托……一个始料不及的名字闯入我的耳朵。不知不觉间我的口中干得难受。老人告诉我的真相太有冲击性，太出乎意料了。我茫然自失，驱的问话仿佛是远方传来的声音。

　　“……克拉克。是马丁·克拉克没错吗？”

　　“是的，命令没收杂志的是马丁·克拉克中尉，实际现场指挥的是沃尔特·费斯托大尉，局长是这么说的。”老人断言，其语调中不带半点质疑的余地。

　　“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多了。不过，从战中的那次小事件，到这次你们给我写信为止，当中仅有一次，亨利·杜尔涅这个名字传到过我的耳中。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战后，《南法通信》的编辑部转移到了巴黎，原主编是我的旧友，某日我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突然有名青年到访他家，自称是亨利·杜尔涅的儿子，说他知道所有实情，恳求我的朋友把那仅有一本的，登载着他父亲论文的《南法通信》让给他。据这位青年所说，杜尔涅果然还是在战时的集中营里死去了。这封信就是我收到的最后消息，我的朋友不久后也逝世了。”

　　原来如此，我到访《南法通信》的原主编家中时没法找到这期杂志，原来是因为这样。

　　“兰伯特先生，您知道那位青年的下落吗？”我随口问道。

　　“信中说，当时，他就读巴黎大学的研究生院，跟父亲一样，正在学习中世纪史。说他志愿成为专业的研究者。”

　　有什么在我的脑中闪了一下。我忘我地投入了思考。对啊，要是这样的话，所有的碎片都可以完整归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亨利·杜尔涅送入人间地狱，折磨至死的人是沃尔特·费斯托，三十几年后，原冲锋队大尉沃尔特·费斯托被人用钝器和弓箭，郑重其事地杀死了两次。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那位青年也姓杜尔涅吗？可是，他的亲生父母正式结婚前，父亲杜尔涅就被送往**的集中营了，那么他应该……”

　　“对，小姐，跟你想象的一样。那时候，来到我家的那位图卢兹的年轻女孩，自我介绍叫贞德·西尔万。那位打从出生起就没见过父亲一面的青年，到头来估计是跟母亲姓了吧。我朋友的信中，那位青年自称查理·西尔万。”

　　虽然已经略有预感，可当我从兰伯特老人的口中听到查理·西尔万这个名字时，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逆流，脑髓被灼烧一般，兴奋得难以自已。我知道，还有无数的细节需要我去思考。比如说，沃尔特·费斯托的公文包里面装的东西；又比如说，西尔万杀害沃尔特·费斯托这个杀父仇人时采用的方法。还有，为什么沃尔特·费斯托经过三十几年的岁月，特意重访蒙塞居尔来送死，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还有对驱的狙击事件和那封恐吓信。还有他在卡尔卡松杀害诺迪埃的方法和动机……可是，蒙塞居尔连续杀人事件这个拼图的最主要部分已经嵌到了该有的地方，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我沉浸在强烈的兴奋之中，全身发热，不禁长吁了一口气，那气息热得仿佛要烧伤我的舌头。

　　我在短时间内接连知道了太多的新事实，在强烈的混乱之中拼命地思考，想将各种碎片整合成一套首尾一致的逻辑体系。老人和驱在我身边继续着平静的对话。今天，从兰伯特老人口中得知的这一系列冲击的新事实——圣·塞宁教堂的年轻神父的友人、图卢兹的乡土史学家跟《南法通信》的神秘论文的投稿者亨利·杜尔涅其实是同一个人；战中发现的圣·塞宁文献之中包含有圣·乔治送给教皇的书函；在埃斯克拉芒庄被杀的德国人沃尔特·费斯托，是曾经将杜尔涅送往集中营的**冲锋队的将校；还有巴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查理·西尔万，其实是亨利·杜尔涅的儿子——面对这些给我带来压倒性震撼的新事实，驱仿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改变半分那种沉着冷静、漠不关心的态度。

　　“亨利·杜尔涅的事件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到三月之间发生的吧。”驱说道，“说起来，刚才您提到的西蒙娜·韦伊，她的一家人为了横渡大西洋，先从马赛乘坐汽船赶赴卡萨布兰卡，这件事发生在同一年的五月中旬。就是说，杜尔涅事件有传到韦伊耳中的可能性吧。”

　　“韦伊一家出发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船名叫作‘利奥泰元帅号’。送别她的，是跟韦伊兄妹都有颇深交情的皮埃尔·奥诺拉、伊莲·奥诺拉这一对兄妹。别离之际，奥诺拉兄妹说：‘西蒙娜，再见了。不是在这个世上，就是在天国。’韦伊是这样回答的，‘在天国已经见不到我了’。这是韦伊在马赛，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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