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原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一问题：西方的封建社会不是西方历史的自发产物，而是外来因素--－公元四、五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骚动和入侵，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正是由于这次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陷入了南北朝混乱局面。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象西方那样产生现代科技工业文明是因为中国官僚制度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我的研究恰恰相反，西方之所以没能在古希腊后期产生近现代科技工业文明（在古希腊后期西方已经产生了许多酷似伽利略、牛顿这样的近现代科学家型的学者，阿几米德、欧几里德就是典型），而必须经过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思想，正是因为古希腊缺乏象类似中国的一统天下的儒家思想，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正好起到了这个弥补作用，这才使得希腊文明加西方封建制度加宗教思想可以繁殖出现代西方文明--－仔细对比一下，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精神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而与古希腊精神相反，中国缺乏的是古希腊精神，而非基督教精神（我认为重现实的儒家思想比愚弄人的基督教精神好的多）。
另外我们还应该搞清楚这个问题：近现代西方究竟是因为什么而领先？在很多人看来是因为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其它国家都还停留了封建社会。
我已经说过封建社会是一个很混乱的概念，将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定为封建社会是很值得商榷的。反正我是不赞同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上的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的人类历史发展模式很简单：原始狩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物信息文明。
如果我们不是受教课书上刻意宣传的那种人类历史五阶段模式，我的这一人类历史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出来的。我认为西方近现代领先其它国家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方进入了工业文明，而其他国家都还只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于是根本问题并不是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他国家停留在封建社会。
说真的，我对”资本主义”这个词也有很大疑问，何谓”资本”？资本这个词的意义很广泛，在农业社会里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资本，在工业社会里机器就是最重要的资本，当然不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这些资本都可以换算为金钱。如果按资本这个词来理解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认为农业社会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当然，由于我们经常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词指称近现代西方社会，于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词其实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带有很多近现代西方社会特点的概念--－重金钱、重商业、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另一种表达。
很多人还在争论现今的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聊之极！中国现在就是工业社会--－与西方一样，只是没有西方发达吧了。正象农业社会有很多模式一样，工业社会也会有很多模式，美国的只是一种，前苏联的是另一种，日本的又是一种，德国的又不同。
工业的前身是什么？是手工业。手工业在古代，中国远比西方发达，但为什么西方将手工业发展成了工业文明，而中国却没有呢？那是因为中国缺乏西方的科学，工业其实就等于手工业加科学。手工业配上了科学这支翅膀就必然发展成工业，如果配不上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手工业--－中国及其他国家之所以只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古希腊发展出来的科学精神。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是手工业的支柱。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那是根本不懂得科学和技术的差异，中国古代发达的是技术而非科学。科学需要我们认识事物的”所以然”，而技术只需要我们知道事物的”之所然”。
因此，技术只需要我们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总是可以总结出来的。但科学却不同，科学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我们有一种精神--－求知的精神，认识事物的内在原因，而非只知道外在现象的精神。
科学是古希腊文化酝酿出来的唯一花朵，其他国家都没能酝酿出来，事实就这么悲哀！因此我实在不理解所谓的中国的专制、官僚制度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在近现代进入科技工业文明的说法--－中国从骨子里就没有科学，何来阻碍？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专制、官僚制度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这些是好东西，而是说我们需要找到根本原因，而非找替罪羊。中国的专制、官僚制度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这些作为中国没有在近代进入工业文明的结果还勉强说的通，作为原因实在是无稽之谈。
于是我们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象古希腊那样酝酿出科学精神？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我认为不仅仅是人类，万物的演化都是这一模式。而其中的决定因素就是大自然的”多样选择”，也就是说，不同的小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事物，但大自然在最后的选择中只会选择最优秀的、适应范围最广的，而事物又在适应更广范围的环境的过程中不断进化演变。
我认为，地理环境是有针对性的，对于我们地球人类来说，整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所生活的环境就是我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地区的人民和小民族来说，这每个地区和小民族所生活的环境就是他们的地理环境。如果我们要研究我们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这需要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然如果我们还要细化研究，就需要考虑中国的各个地区（小地理环境）生长出来的民族的文明及中国之外的地理环境生长出来的文明对中国总体文明特征的影响，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其实就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建立在地理环境基础之上的，适合细化研究历史而非总体的研究历史，地理环境更根本。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这种细化研究并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很少用它。当然，还有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类，与创造历史的客体--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能用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我本人也是持这一观点的，只是我认为考虑人类的因素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如果春秋时期不是出现孔子，而是出现别的伟大思想家，这个思想家的思想总体上还是会与孔子思想相近的（只有这样才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体），但或多或少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肯定会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当然总体上不会变，变的只是次体。但中国历史的事实是出现的孔子，而不是另外一位类似孔子的思想家，所以研究中国历史考虑创造历史的主体--人类的因素其实就是在考虑具体的史实。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考虑太多的那一个人的作用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另外，我认为个人或哪个民族的不同只会造成历史的小偏差，而极少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三分英雄造时事，七分时事造英雄”。事实上，从广义的讲，整个宇宙就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宇宙决定论、就是自然规律决定论，这与中国古代的天命论的精神实质是相似的。
好了，谈了这么多地理环境决定论，言归正传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象古希腊那样酝酿出科学精神？
按地理环境对人类的适应程度来化分，可以分为优良、适中、恶劣三类。太优良的地理环境会使人类较多的关心社会问题，而非自然问题，因为优良的地理环境较容易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他们不需要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考虑怎样认识自然、怎样从自然中获取更多食物的问题上，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考虑社会问题、考虑如何将社会治理好的问题。中国的地理环境就是对农业文明极度适应的地理环境，黄河流域有宽阔的适合农耕的土地，黄土是比较松软的土。中国文明拥有许多这方面的特性，中国的哲学家几乎全都是社会政治学家，他们并不热衷于自然问题，他们关于的是治国安邦的问题。中国的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中国人较少有真正的宗教感情，他们关心的是世间的生活而不是对天国的期望。中国的文化非常注重饮食，也比较铺张浪费，在物质生活方面具有纵欲的倾向，这与我们的地理环境能较容易满足我们的生活有关。
太恶劣的地理环境会使人们对自然充满恐惧和害怕，会使他们的哲学产生较多的超自然的幻想和期望成份，太恶劣的环境滋生的是出世的哲学，而非世间哲学。印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印度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认为人世间是苦的，摆脱的方法是出世。印度的哲学是一种禁欲的哲学，为什么要禁欲？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难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得不禁欲呀！
只有适中的环境才会使他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社会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关心自然问题--－是审慎的关注而不是对超自然的幻想和期望。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古希腊能够酝酿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恶劣的地理环境不适合人类的发展，这是所有人都会赞同的。但是说优良的地理环境也不利于人类的发展，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是事实正是这样。比如，现今还存在的许多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他们之所以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没能继续发展，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优越，使他们产生了进化的惰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产生了相对于他们所适应的环境的进化的定向性。
事实上，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发展都符合这一规律。一种优越的环境虽然会使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事物，在该环境中取得极大发展，却无助于该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只有介于优越的和恶劣的之间的恰到好处的环境才最有利于该事物的发展。
中国文明之所以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化到更高级的工业文明阶段，正是由于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对农业文明的极度适应性造成的。我们不得不悲观的说，中国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使她创造了最为优秀的农业文明，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得她只能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西方文明正因为她的环境并不是最适合农业文明的，而使得她没有创造最优秀的农业文明，但她的文明里却有向更高阶段的工业文明进化的种子--－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在古希腊中后期已几乎完全形成，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几大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世纪作为教条主义的亚里斯多德体系，亚里斯多德建立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当然他的体系并非严谨的科学理论，而更多的是哲学家的领悟。众所周知，他的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比如他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力的持续作用，它将静止下来。但重要的不是他的观点的错误，而是他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试想如果根本没有人提出问题，那更不会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经提出，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解决的人会很多，虽然很多人可能给出错误的答案，但最终会有人给出正确答案。亚里斯多德的作用正在此，他的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问题体系，他给出的答案许多都是错误的，但只要有人纠正了他的错误，这个体系就会变成一个十分严谨的有价值的正确体系，牛顿的体系其实就是对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纠正，但体系本身是一致的。一些人常说中国古代存在发达的科学，但问题在于中国有谁象亚里斯多德那样鲜明的提出了这个观点--－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力的持续作用，它将静止下来。我们都是将这个观点当作非常明显的事实来看的，而非象亚里斯多德那样上升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出现类似伽利略、牛顿这样的纠正这一错误的学者，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出牛顿的科学体系--－最基本的科学体系，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自发产生科学这一花朵，从而也无法将手工业发展为工业。中国没有从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的根本原因就是如此。
其次是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以说是哲学对自然现象的领悟，而非象伽利略那样通过仔细的观察、实验和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是他的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根本原因。亚里斯多德说，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一个物体如果没有力的持续作用，它将静止下来。如果我们不经过仔细观察和实验，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出亚里斯多德的结论。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的作用就是排除一些外界干扰因素--－比如摩擦力，而专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从而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是纠正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结论，而得出正确结论的正确方法。
最后是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欧几里德几何学象一座明亮的灯塔，照耀着西方科学研究之路。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几何知识相比，更重要的不是这些知识本身，而是她提供的方法--－公理体系，用从公理中推出定理、再推出各种推论、结论的方法来构建严谨、正确的体系，从而保障各知识的关联性和正确性。至从欧几里德几何学建立之日起，西方学者一直将她当作楷模，他们希望一切知识和学科都能象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建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公理的基础之上，然后通过严谨的推理得出正确的命题、结论。亚里斯多德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哲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具有严谨性，各观点之间不具有严谨的论证性。这种体系还是属于哲学家的领悟体系，而非科学家的论证体系。如果说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是纠正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结论，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那么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则是保障体系本身的严谨性的方法。正是这两点完全解决了亚里斯多德科学哲学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了正确的体系--－牛顿科学体系。牛顿科学体系首先是以运用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得出的牛顿三定律（公理），然后通过推论推出各定理、结论，从而构建的庞大科学体系。牛顿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体系＞中是完全仿照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写的。
我的观点就是近现代西方科学＝亚里斯多德科学哲学体系＋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方法。值得注意的这三大科学种子在古希腊中后期都产生了，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德本身就是这一时期的，阿基米德就是那一时期的伽利略。然而古希腊是可悲的，正在这一时期，波斯帝国兴起了并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入侵。这还不是致命的，因为古希腊诸城邦联合起来打败了波斯，虽然古希腊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并未消亡。然而，这时马其顿又兴起了，马其顿消灭了波斯帝国并成功的征服了古希腊（阿其米德就是在这次入侵中被马其顿士兵杀害的）。后来罗马又兴起了并打败了马其顿，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才使得西方世界稳定了下来。罗马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文明，但她抛弃了古希腊最重要的精神--－科学精神。罗马是依靠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国，他们需要的是能立即产生作用的实用技术，而非古希腊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毕竟不能马上为他们带来实效，就如同我国现在大力发展商业而非投资科学和教育一样。
这样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古希腊后期没有受到外界大规模入侵的干扰，而是继续她自身的发展，近现代西方科学会不会就在那个时期或梢晚一些时期到来呢？
历史没有用史实为我们回答，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仔细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反对这一观点，他们会用诸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近现代西方文明产生的重要作用、印度的记数法（用1、2、3等标记数字）等等来说明古希腊缺乏这些因素而不能自发发展出科学。
我认为这些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而且它们是可以通过古希腊的自身发展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我前面说的亚里斯多德体系、伽利略的观察实验方法、欧几里德公理体系。但我也并不认为，如果古希腊后期没有受到外界入侵的干扰，近现代西方科学会在那个时期或梢晚一些时期到来。我认为古希腊最缺乏的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记数法这些技术上的东西，而是精神上。亚里斯多德体系、伽利略的观察实验方法、欧几里德公理体系这三大种子虽然在古希腊中后期都产生了，但这些科学精神在当时只为少数学者掌握，而远没有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古希腊和现代西方类似，崇尚民主、自由、多元化、个体的精神，这对激发人民的活力、创造力确实非常重要，但她的问题是不能让一种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成为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她缺乏的恰恰是象中国这样的能用国家的统治机器将一种学说上升为统治学说的机制。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会遭到那些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的强烈反对，但我认为我们如果真想我们民族的强大兴盛的话，我们应该理性的争论这个问题--－你可以反对，但应当拿出理由，而不是非理性的*，这对我们民族的兴盛无益。
科学和工业文明之所以只能在近现代产生，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记数法，而恰恰是中世纪的专制、一元思想统治。因为正是这种专制、一元统治才使得西方能将亚里斯多德的科学哲学体系上升为一种全民族的精神（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托马斯·阿奎拉将流传到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流传回来的亚里斯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成功的融合在一起，一、二个世纪后文艺复兴运动就爆发了，揭开了西方的近代史），而非极少数学者的精神。
在近代，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象古希腊那样，只有极少数学者在研究思考自然问题，而是一大群反对亚里斯多德学说的人。是的，他们在反对亚里斯多德的错误及精神奴役，但是他们忘了，正是他们的反对才导致了他们的正确，如果没有亚里斯多德的错误何来他们的正确？事实就是这样。民主、自由、多元化、重个体和专制、纪律、一元化、重整体这本身就是两个片面的极端，过度都不好。一种最好的社会本身就是这两种精神的折合。
在当代西方我们不是同样看到了这种的古希腊的悲哀吗？在当代西方，没有一种哲学能够上升为统治哲学，当代西方的哲学是如此之混乱，以至于他们缺乏一种共同的精神指南。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多元化、自由、民主的痛苦吗？
注，原标题太长，我改了一下，原标题为：近现代科技工业文明产生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作者，知原。
外篇本人旧作《试为史可法辩》
原标题名为《愚忠乎？无能乎？试为史可法辩》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多死于非命。要么死在自己人手里，要么让敌人砍了脑袋。可见成为英雄不是件好玩的事，是要拿性命来担当的。如果有人说此类人为成一己之名，而牺牲自已和家人甚至千万百姓的性命，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正如有人说大明的文学博士方孝孺宁死十族而邀名，那实在是让我想不通的。，方孝孺眼看着弟弟方孝友行刑，泪流不止，其弟却是个狂热分子，当场赋诗云：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古人都讲究个”天地君亲师”，不管现在看来对不对，在当时可是先进理论，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大宋的准南军区司令员岳飞同志高唱：”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他把歌词改为：”沿着胜利的大道前进，待英勇的指战员打跨敌人，向祖国人民三鞠躬”，―――这种要求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岳飞同志看来，高宗皇帝就代表国家，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如果我们试图让他抛开这一点，就属于拔苗助长，岳飞同志注定要”愚忠”的。同时，正如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日本人当成朋友加兄弟一样，史可法也不可能把女真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朵花”之一。
所以我的立论是，古人的”精忠报国”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一基本论点，那么显然你可以转移目光，去欣赏一下1931年东北军副总参谋长荣臻的：”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那显然也是”精忠报国”，而且不抵抗也就保证了东北百姓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显然就比史可法守扬州害死几十万百姓高竿的多了。
对史可法的非议最早当来自他身边的幕僚阎尔梅，他责备史其一意退保扬州，战略上保守，军事上无所建树，曾作诗讽曰：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
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难怪古龙说身边的朋友最可怕，果不其然。这位阎尔梅先生在现在看来算是副总理兼*长史阁部聘请的专职参谋，他应该最清楚也感同身受史可法的苦衷与无奈，史可法在崇祯十年始”巡抚安庆、庐州、太平四府……额兵万人……这便是他手里掌握的完全可受他指挥的军事实力，当清兵南下时，他传檄诸镇将领齐集扬州，竟无一人可应者，顾诚在他的《南明史》中所总结，"；……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顾诚先生是大家，我不敢乱说什么，但我想请教，一个手里掌握着一支小股地方军队，一个受着昏君奸臣掣肘的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史可法，在那样的局面下，能掌握住那些拥有着强兵数十万而自重的诸镇将吗？我们的开国领袖*同志早就指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同理，自已拥着强大武装才能谈”节制”，否则，这种”节制”，必然落的个失败的结局，这种情况，是个人能力无法改变和左右的。
补充：史可法初始在朝，任贤使能，设江北四镇，认为无江北则无法守江南；他在朝的短短时日，南明便从风雨飘零中慢慢确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后来马士英不顾朝命，带兵入南京，又劝史可法离京，为避争斗，史可法主动离开中央，这正是南明失败的开始。做为一个没有实力的文官，完全凭权威和大义说服内斗的江南黄得功和刘泽清，使得刘泽清后来抗清力战而死，这完全是史可法的个人魄力和能力所致。
对史可法的指责还有李天根认为史可法在拥立福王为帝一事上未能坚持原则，一争到底。”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张岱认为南明军事上的失败史可法负有责任，”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拥立福王，实非史可法之本意，但在当时是否有第二种选择呢？"；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会南都以立君，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可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涉有司也……可法亦以为然。从这段话看来，是李天根所言之”不可”立福王，在当时的情况下，史可法是绝对不会同意立福王的，然而事情突然有了大的转变，”凤阳总督马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等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上述四人，就是拥兵数十万不听节制的江北四镇将领，弘光朝的最主要军事力量，在他们以强大军事力量及先发制人的情况下，于是有了”可法等迎王”，这就是李天根所言”然其已屈服”，诚然，是屈服了，不过不屈服又怎么办？先内战，然后迎立潞王，不过问题是，打的过吗？任何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把军人稳住，史可法的选择是无奈之举，也是必需的。至于”江准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这就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在左良玉围攻南京后，黄得功被抽去攻打左良玉，而二刘根本无意抵抗清军，望风而逃不受指挥，只有高杰在史可法的感召下，奋力抵抗，在其被叛将杀害后，这支军队也根本没有了战斗力，史可法根本就是个光杆司令，责备他，有什么用呢？
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扬州，也很受人非议，有人说他远离政治中心，失去了总理全面的大权，把国家政务交给了奸臣马士英，是一大失误。更有人说他是意气用事，根本不顾全局，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当时的江北四镇，是南明的最主要军事力量，而其中的高杰和黄得功两镇正于扬州城下交火，高杰更是杀人如麻，马士英更假惺惺的说：”吾往岁擒刘超，服老回回，多负勤劳，筋力惫矣……准安士民仰公盛德……督是师者，非公为何？”史可法在马士英拥兵入朝，已掌大权的情况下，面对江北危局，当然只有来一句：”诚如公言”了，否则留在南京有何益？去江北又有何错呢？指责他离开南京的多为东林党的书生，、书生虽然讲忠义，但看事多有不明，总觉得人家做的不对，只有自个儿想的才是真理，对于这件事，他们只是想当然耳。
还有人说，是史可法领导的激烈抵抗使的清兵屠城，史害了城中数十万百姓。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日，大清兵大至……明日，总兵李栖风……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击城西北隅，城破。可法自刎不殊……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
一共就三天，攻城不到两天，如果说是激烈的抵抗让清兵屠城，这种说法实在是难以成立。如果说是史可法的抵抗让清兵屠城，那么这抵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啊。当清兵南下时，竟只有投降才是正确的选择么？不过投降确实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然几千万人口的中华，怎么就让二十万人不到的一个野蛮民族统治了呢？
读史可以明智，当我们看到清军又来了个”嘉定三屠”，又来了个”留发不留头”，”圈地令”，当无数汉人百姓惨遭杀害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有人说：正是史可法的无能，愚忠，害了扬州城的百姓啊。当侵略着拿着刀的时候，他们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坚持未必是胜利，但也不必因坚持而罪人，总不至于一个民族要拿投降者做英雄吧？
我希望，在我们拥有为数不多的，敢于牺牲性命来做抵抗这种傻事的英雄后，在我们于今日不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我们还是给这些英雄恰当的评价及尊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