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于败后做过两篇文章，一曰《闵忠》一曰《辨诬》，主要讲的是什么，好水川一役中的英雄耿傅作为文官，没有军事责任也死在战场上，他与韩琦相近，思想也相近，认为死得不值，这才写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不提，两篇文章写得还是蛮好的。

　　董士廉便用这个借口来攻击尹洙，说闵字只有皇帝才可以写，你一个小小的尹洙有什么资格用这个闵字？朝廷也没有追责好水川之败，没有心病，你辨什么？

　　起了一些作用，但不大，因为到了赵祯哪里压住不报。

　　看得十分清楚，董士廉这小子大约被打过，心里面不服气，于是报复。

　　韩琦与尹洙巡视好水川岂不是很正常？作为统帅，巡视下辖各地，难道就一定非在这里做为主战场？若是作为主战场，当时泾原路又不是没有兵力，且任福坚持一天一夜，为何没有其他军队前去支援？

　　至于文章，更不会当真，文人搔客，发发牢搔更正常，难道因为杜甫写了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要将他抓进大牢？

　　但也没有责怪，尹洙做得是过份一点，不但将士大夫关进大牢，还用了刑具，再说刘沪虽是武将，同样也出身名门，他哥哥刘涣曾冒死上书请求章献太后还政于自己。赵祯对此事记忆犹新。

　　于是沉默不言。

　　他一沉默，下面的人更乱。

　　不但有老大之争，还有刑法一案，当年郭氏案，刘涣与是孔道辅与范仲淹手下的得力大将，爱屋及乌，范仲淹对刘沪一直很赏识，再有士大夫入狱受刑一事，终于掀起喧哗。

　　范仲淹连上数奏，近闻岊枷禁沪等奏来，以为边将不和，用兵大患，且张岊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岊赦汝，责汝卒事自赎……如此，则水洛城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

　　水洛城修筑是对的，刘沪违命略有小错，对错大家各打五十板子，谁让他是老大呢，并且将尹洙的责任遮隐，推于张岊身上。历史上更好推，推于狄青，与狄青、张岊有何干系，即便他们说了一些话，作为武将，能有什么影响？

　　但他还没有弄明白这次事件的姓质，若是仅针对郑戬与尹洙的争执，他与韩琦双方出面调解，事情也就能平息。

　　关健谁适合来做君子党的这个大哥大！

　　事情越闹越大，再上一奏，这次言语比上次要激烈一点，刘董二人受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非是二人擅自行动，四路罢后，本路部署抽回军马，即合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以为非有他意，不忍城寨中途而废，故以死拒抗，一面兴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况刘沪乃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当爱惜，不可轻弃。张岊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冤，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任边事？董士廉是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枷锁。乃张岊是粗人，不知朝廷事理，万一被戳，家中骨肉必诉于阙下。应让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沪罪闻，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戳，二则惜得张岊、尹洙，免被二家骨肉喊冤。

　　依然在替尹洙留下一点面子，已经含蓄的将他名字点出来。

　　说得很紧急，不能让刘董呆在渭州，弄不好能让尹洙给做掉了。

　　欧阳修反应过来，自己原来那一炮轰错了对象，急转弯，上奏道，臣听说鱼周询近有奏来，水洛蕃族见张岊枷取刘沪，因致惊搔，足验刘沪能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不能废之，更非沪守之不可。可沪与张岊、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事。臣以为必不得己，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利害有三，文武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若二方相争，那怕是武人理曲，武人亦不肯服。今沪与洙争，沪实有功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边武臣尽皆怨怒（武将天堂来了？）。二害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二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其中沪最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刘沪何德何能，功劳能赶上范仲淹与种世衡）今曲加轻沮，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三害沪若不在水洛城，蕃族筑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蕃部。（只要瞎毡不公开反，这些蕃部当真敢跳上天？）余靖又说虽说必须遵从军法，但刘沪修城堡自有利害，与临阵逗留不可同论，朝廷应当切责其罪，再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也就是批评一顿，城照筑，沪照守。

　　郑戬不客气，直接说尹洙，使张岊捉刘沪与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停修水洛城，不受节制。这是因为臣昨移永兴军，下令兴修，已移文报洙。但洙闻城既已筑就，又闻朝廷派中使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图陷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汉蕃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

　　他这个老二蛮称职的，一手将责任拦下来。那么刘沪与董士廉就没有犯上的罪过，尹洙，小子，咱们来火拼吧。

　　韩琦又上书，说未能伐元昊，只是因为守御之计，遇贼清野待之，不战而自困。当真修城能修到灵州城下？又如所谓的想通秦州，到秦州〈广禾〉穰寨一百八十里，沿途皆是生羌户，若想要真正经营，必须筑二十大寨，十小堡才可互援，所费最少以百万缗计算，又要开伐栅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即便完工，又需正兵三四千人，储蓄大量粮草，才能屯守，其费如此，只求一曰以通秦原之援？兼去仪州黄石路才较近两驿。且刘沪已降水洛城生户，李中和又屈伏陇城川蕃部，各补职为属户，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诸小蕃岂敢要阻？原来无水洛之援，官员也可往来，何必枉劳军民，徒生冤嗟？

　　郑戬坚持的便是打通德顺军到秦州的意义，韩琦尖锐就指出来，不用水洛城，原来照通不误，纪质率军前去笼竿城，也未见那个生羌阻拦，相反，有许多生羌在西夏侵犯时，还主动出子弟兵英勇作战。一修，生羌必然产生不安的想法，那么必得一路修下去，说二大寨，十小堡夸张，但一路生羌不服，最少还得需要四五个寨堡，才能拱卫平安。修这个水洛城还有何意义？

　　史上狄青被拖下水，这次张岊也卷了进去，人是他抓的，而是作为他的部下，击杀羌人，修城，根本就没有通知他，心中有气，说了几句气愤话。于是让尹洙录下来，当作张岊的奏折呈上。

　　尹洙也自辨。

　　知秦州的文彦博同样认为水洛城修得没有意义，这是刘沪好大喜功之为，反而浪费财帛，徒增羌人心中不服，以后有可能未见功，反见其害。

　　孙甫在京城一看形势似乎不大妙啊，俺来做个和事佬吧，于是上奏，他说得很委婉，韩琦与郑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这个不管他们。郑戬既罢四路，岊以韩琦等所奏，便抽还水洛城援兵，沪自以为见功，强行将兵留下来毕其役。若坐以违主帅之令，而沪以一方利害，初违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战斗杀获，使其服属，其勇可嘉。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求劳臣不嘉功，其招来的蕃部得不惊惧乎？但张岊为统帅，下令下属不从，朝廷释之，心中肯定怏怏不乐。况今之将臣，如岊之勇者不可多得。这个不好处理，朝廷还是想一条两全之策，平息争议。

　　关健此时双方已经杀红了眼睛，谁听你的？

　　韩琦又上书，写了不能修建水洛城的十二条理由。

　　王曙的儿子王益柔也上书，认为一旦羌贼也反，水洛一城不足以拒贼，说得有些道理的，史上德顺军许多羌人再叛，水洛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刘沪仅是一个裨将，居然敢违抗将军尹洙以天子之命，呼之不至，即便杀死也不为过。

　　余靖做了一个札子，说古者矫制及违节者，也可以戴其功赎其罪。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宋朝的将从中御制从中央转移到地方。

　　宋真宗在澶渊之战时，傻呼呼摆了一个大阵，结果让契丹人从容攻到澶州城下。到了赵祯手中，甚至到后来，将决策权往地方下放，下放给各路主帅。

　　这本来是好的，但这些主帅多是文臣，效果还是差不多，未见多少有功。

　　在这个下放过程中，为了便宜行事，朝廷默认一些将领矫诏行为，包括张亢违命，强行修寨，朝廷亦不过问。也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追究，也可以这追究。

　　这次争执中，范仲淹一直在试图做着调解。甚至尹洙死后，亲自替他写了墓志铭。

　　但下面的人不是他。

　　刘沪是武将，打了也白打了，但董士廉是文臣，你能搞我，我也能搞你，加上尹洙本人也不省事，事发后，不顾郑戬的江湖地位，直接呼其戬辈、歼人，又多次违反郑戬的命令，不与其协调，多方“努力”，再次用公用钱为裂口，对尹洙进行诽谤迫害。

　　原来尹洙在渭州时就用了许多钱。但现在又多了一个渭州保卫战，想一想，为了激励百姓参战，保卫渭州，动用了多少财帛。并且渭州城中郑朗为战后安抚与修城，还准备了足够多的钱帛，这一查，将大罗神仙调来也查不清楚。

　　这让蔡襄看不下去，双方之争他一直没有参与进去，直到尹洙遭到陷害，忧郁而死，他才上了一奏，为尹洙翻案。那时君子党早在这次自相残杀中，两败俱伤。

　　这些奏折仅是一些有江湖地位大佬写的折子。

　　下面参与的小鱼小虾更多，不计其数。

　　赵祯坐在朝殿，他也有些昏头，每次早朝，就会接到十几份双方的奏折，或攻击，或自辨，或调解，甚至不惜攻击对方的人格，不顾大家皆是所谓神马的“君子”，也开始说对方是歼人，是小人。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以为这群人只会折磨自己，折磨吕夷简，敢情折磨起自己人，也不手软。

　　他是没有穿越，否则此时心中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兴奋剂，认为这群君子多是吃兴奋剂长大的。

　　然后用眼睛盯着郑朗，其实无论是刘沪，或者张岊或者尹洙，都是原来郑朗在泾原路的属下，张岊更是郑朗一手办保升迁知军的，又与瞎毡搭成和议，赐其金箭，多次动援蕃子、羌子参战，他是最有发言权。

　　可是自始至终，一句未说。

　　然后又扫向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难道这么大活人，你们一个也没有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