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婆村的“计生”运动高。潮工作开展了两天，告一段落。

　　第二天，大家又领到了一百多元补助，可这些补助拿在手里，叶子明总觉得有些烫手。

　　第三天，叶子明所在工作组去小洞村开展“计生”运动高。潮工作，因为“计生”工作属于镇里的重点工作，支书黄平林放下了城里的生意，陪着黄副书记和大家一起走村入户去收罚款。

　　小洞村村民的经济条件显然没有红婆村村民的经济条件好，加上小洞村的人口也比较少，黄副书记计划用一天时间走完所有的自然村。

　　两天下来，叶子明的脚已经走得很倦了。每到一户人家，他就找凳子来坐。有时候找不到凳子，就做在外面的石头上。实在找不到石头的话，哪怕是有空蹲下，他也要蹲下休息一会儿。

　　在和同事断断续续的聊天中，叶子明了解了“计生”工作的一些情况。

　　同事告诉叶子明，大家现在只是进到农户家里，和违反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农户磨磨嘴皮子，督促他们缴纳社会抚养费和缴交没及时查环查孕罚款，这已经算是很文明的做法了。

　　如果是在十年前，镇里的领导可没有这么客气。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镇里对超生一直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度。

　　如果村里有人超生或得知哪户人家的媳妇计划外怀孕，镇政府得知消息后，会立即组织镇村干部到那户人家家里，要求缴纳社会抚养费或去做人流工作。

　　若对方不肯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不肯去做人流，轻则把“计生”对象家里的电视、粮油等值钱的东西搬走，重则把房子的屋瓦掀掉，把做饭用的锅打烂，把房子的门板卸下搬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干群关系异常紧张。相互殴打乃至拿刀相对都很常见。

　　一方面，是村民受“传宗接代”思想影响，不断超生，想生个儿子。另一方面，是上面对“计生”工作采取严格考核制度，迫使镇村干部扑下身子去狠刹超生之风。

　　很多镇干部都有切身体会，半夜时分，正当睡得香甜的时候，门突然被敲开，镇里通知有“计生”行动。接着，几十个镇干部去到某村某户人家，把正在熟睡的计划外怀孕的孕妇从床上拉起，强制送到车上，拉去引产。

　　在这种情况下，被强制拉去引产的孕妇的丈夫，要么如打了霜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脑袋感叹自己的命不好；要么奋起反抗，大叫“你要我的人，我要你的命”，拼命挣扎，反抗，和镇干部对峙，总要折腾好几个小时。

　　有些地方，还曾出现因为“计生”工作闹出人命。因此，一谈到“计生”工作，群众恨之入骨，干部也谈之色变。

　　据说，有一天，某个乡镇主管“计生”工作的领导走在城里的街道上，突然有人拦住他，对方叫出了他的名字和职务，还说知道他在镇里主管“计生”工作，并警告他：你儿子是不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在某某小学读书？

　　虽然对方只是问问，没有动手。但那位乡镇领导却被吓得脸都青了，一家人足足一个月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可计划生育工作又不能不抓！不能不花大力气抓！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也因为物价不断上涨，养育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农村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放下了脚步。

　　人口增长速度慢，受益最大应该是镇村干部。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像打架一样去阻止村民超生了，更不用半夜时分像个侦查员一样去村里摸底、打探情况。

　　但计划生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于是，那些奔波在一线的镇干部又创造性地想出了“以罚代管”的土办法。

　　你超生，罚！你不去查孕查孕，罚！

　　罚不到你？

　　你家孩子上学、工作、当兵要出证明吧？你家的孩子出生后要上户口吧？

　　那时候再罚！而且加大力度地罚！

　　计划生育是国策，是高压线，很多做法明明不符合规定，但却被各级政府默认，彼此心照不宣。

　　听到这些，叶子明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他没想到，表面上看去这么简单的事情，顺着那些枝枝蔓蔓摸下去，却又理不清，无比繁杂。

　　一时之间，叶子明说不清楚自己和同事做得对或者不对。

　　如果说做得对的话，那些罚款有些明明是不应该的。

　　但如果说这样做不对的话，又有什么办法更好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