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由于宿卫禁军裁撤之后没有新设，再加上内廷开销大幅缩减，目前中枢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诸部院司数千文武官吏的俸禄及各种公帑钱，每年总的开销缩减到八百万贯。
在绍隆六年以前，仅内廷养着五六千名内侍宫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销，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万贯；虽说这相比较天宣年间的内廷开销，已经是大为节省了。
扣除中枢每年八百万贯的度支，诸路每年上缴中枢还有两千四百万贯租赋钱粮可以开销，则直接掌握在以史轸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盖掉靖胜、宣武、天雄、骁胜、选锋五军总计十五万战兵、五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以及各条防线上总计十五万守兵的军饷、兵甲装备、营舍防垒军寨建设等军资开销。
就整体而言，军资开销相比较绍隆六年以前并没有多大幅度的增涨。
一方面将卒总的军饷规模没有提升，甚至还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资极巨的军功赏赐。
对骁胜、宣武、靖胜三军近十万将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将卒家小现在基本上都能保证粮食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自产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军饷去购买飞涨的高价粮——将卒家小种植的粮食、棉花以及养殖桑蚕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资征购。
这就保证原骁胜、宣武、靖胜三军十万将卒及数十眷属的生活水平，相比绍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
唯有立下战功的将卒，才会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额外上缴佃租，还可以减免一部分赋税。
建继帝登基襄阳之前，徐怀带着楚山众人，吃尽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岭开垦五六万亩坡地，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不计成本在溪涧里修筑堰坝，但这也是为楚山后续的水力工造发展奠下基础。
建继年间，除了开垦出四五十万亩坡地山田外，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有能力控制箕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与桐柏山北岭、大复山、灯台架等山围合的平川地区，楚山在平原地区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万亩以上。
绍隆帝登基，徐怀以南蔡招讨司的名义，在剿灭洞荆匪乱时招抚上百万流民，又迫使绍隆帝同意将荆江以北的地域划入京襄路，同步开启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清田、屯垦工作。
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除了作为屯兵参与操练，会发放少量的补助外，一旦征募为工辎兵，所发放的饷钱也会保证略高于耕种所得——对于早前生计没有着落、四处颠沛流离的流民来说，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惩戒的战俘来说，已经是极好的待遇了。
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
不过，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防线建设，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此时除了襄城、召陵、确山等地恢复县治，许昌、宛丘、项城、沈丘、汝阴、淮川、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总计约九十余万人。
目前靖胜、天雄、骁胜、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
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
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两百八十万口，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
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还沾染同袍的鲜血——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
这也就意味着，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
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河东，或兵锋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继而收复京东东路（今山东）等地。
不过，最终以史轸、韩圭、刘师望、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
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需要时间跟过程。
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
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收复失地，因此江淮、荆湖的地方官员、士绅，都表现得极其温顺、配合。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
倘若现在就急着对赤扈人进一步用兵，军事行动受挫，司空府与徐怀个人的威信受损，则是必然的。
不过，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赤扈人驱逐出中原，形势也未必会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发展。
赤扈人被驱出中原，朝野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对赤扈人用兵的强烈意愿，朝堂的重心就需要从征战转移到建设上来——此时襄阳已经有一些还都汴梁的声音，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
并非说心里想着还都汴梁的那些人，就已经站到司空府的对立面去了，而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帝国重心往建设方面转移，必然导致更擅长政务的士臣、文臣重新变得活跃起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
一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大越立朝以来以文御武、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惯性，也必然会再度抬头。
到时候司空府还想继续以行营屯驻区的名义，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东、关陕、河北等地的屯垦建设，与士臣士绅的矛盾极可能会再度激化。
除非徐怀到时候愿意以更激烈、严厉的手段，对朝野士吏进行血腥清洗，要不然史轸、韩圭等人都主张对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的军事行动，还是放缓三五年或七八年为好。
放缓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汴郑及徐宿地区之后；放缓到司空府总规模扩编到二百万的屯辎兵经过多轮规训，初步形成对司空府的向心力；放缓到江淮、荆湖士绅敢跳反，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毫无顾忌将他们掐灭……
等到那个时候，司空府再出兵收复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不仅更轻而易举，之后很多事情，包括禅让，也都会变得真正顺理成章起来……
第二百五十六章 纳附
早在年前，朱芝就从邛崃山传回信报说布曲寺上师、德格第十七代家主布札赤将往中原觐见、商谈归附之事。
不过，这世间有两种速度，一个是京襄速度，一个是正常速度。
布札赤去年十一月从布曲寺在色莫岗的总经院出发，在弟子、侍僧的陪同下直到绍隆九年三月中旬才穿过邛崃山抵达嘉州，与代表朝廷前往嘉州迎接的使臣郑屠、朱桐会合后，一路乘船沿江而下，四月初才抵达襄阳。
为了迎接布札赤一行人的到来，大理寺对曹成等百余战犯的行刑也是拖到四月上旬才执行。
收复河洛、郑汴等战，作战规模以及激烈程度相比颍州大捷要差一些，前后也击毙敌军一万两千余众，收俘三万余众——其中有大量的城寨守军没有来得及逃走，又或者北逃速度缓慢，被行进如风的靖胜、天雄诸军截断通道而被俘。
收复河洛诸战，以对伊阙守军的封堵包围最为成功。
除了前期狙击作战，击毙两千余伊阙守军外，后期将伊阙团团围困住，最后走投无路的伊阙守军，看到镇南宗王府将他们抛弃在黄河以南，哗变捉拿曹成等人出关投降。
徐怀虽说无意大规模杀俘，但对双手沾满中原百姓鲜血的罪魁祸首，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三万余战俘，绝大多数人都被判处三到十年不等的苦役，但也有百余人因组织屠戮等罪行被判处弃市，即当众处斩或处以绞刑。
虽说没有杀得人头滚滚，但上百具尸体高高吊绑在长街两侧的高杆上，情景也相当的壮观。
德格家族以布曲寺统治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对外与其他割据势力争地掳民，对外镇压奴隶反叛，也没有少行血腥之事。
布札赤及随扈弟子、侍僧，也不是没有见识之人，但在繁丽似锦的襄阳城里看着上百具尸体悬吊在长杆之上，而且都是曾经降附赤扈人、助纣为虐、屠戮中原的罪魁祸首，犹给人惊心动魄之感。
徐怀乃是到五月初才从泌阳脱身南下，在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的陪同下赶来襄阳接见布札赤。
布札赤抵达襄阳后，则在以鸿胪寺少监身份的朱桐的陪同下，驻锡于汉水东岸的鹿门寺。
徐怀也是在鹿门寺接见布札赤。
契丹残部自洮源南下，绍隆二年于神玉山麓会同援军，击溃布曲寺的追击兵马。
虽说此仗战绩斐然，给了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以布曲寺为首的割据势力重创，但吐蕃诸部听闻此事，依旧以为此败有着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更倾向于归附在西域兵强壮的赤扈人，一度与坐镇凉州的镇西宗王府联络密切。
之后四五年，萧林石率契丹残部进驻打箭炉，以站住根脚、休养生息为先，先后出兵征服邛崃山西麓山地之中的十数部族，并没有对外大肆扩张。
一直到绍隆八年，时机成熟之后，在黎州的支持下，萧林石率六千步骑悍然西进，六七月间于贡嘎山东麓连续击溃布曲寺增援木雅热的上万骑兵，取得统治贡嘎山以东地域的关键性胜利。
虽说之后萧林石并没有继续往西用兵，对布曲寺在贡嘎山东麓的经院也仅仅是围而不攻，将更多的精力及资源，用于在贡嘎山河谷修筑抚羌城，但此战则震惊了整个吐蕃。
兼之赤扈惨败于颍州的消息，也快速在吐蕃诸部间传播开来，彻底动摇了吐蕃诸割据势力依附赤扈人的信心。
虽说其时赤扈人在凉州等地军事实力，依旧有杀入吐蕃腹地的能力，但大越对吐蕃诸部的军事行动，已经通过西燕郡国付诸实施，展示出碾压一切的力量。
作为与西燕郡国比邻的布曲寺两遭重创，军事实力大降，又直接面对西燕郡王往西扩张的威胁。
因此在朱芝西入抚羌城，布曲寺权衡利弊，先是被迫同意从贡嘎山以东地区撤出，之后又在朱芝的游说下，布札赤最终同意亲自赶赴中原洽谈归附事，实际也是想亲眼看一看中原的形势变化。
在布札赤驻锡鹿门寺近一个月时间里，郑屠、朱桐也没有将其禁足于山门之内，除了鱼梁洲铁桥工地以及每日成百上千艘从鱼梁洲西水道而过的舟船俯首得见外，还陪同布札赤及弟子游历了司空府在襄阳附近的诸多工造场，参观正在兴建中的汉水西堤修造工事、荆江大堤，参观铁甲战船的操练与修造。
在此之后，左相顾藩才正式代表朝廷，接见布札赤，洽谈布曲寺辖下色莫岗、木雅热等地在内，诸部势力接受中枢与布曲寺的共同管理，协商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必须接受的诸项制度，包括接受中枢委派官员、统计户口、修建驿站、派驻军队以及缴纳贡赋等事宜。
徐怀赶在襄阳之前，布曲寺归附事宜都已经大体谈妥。
徐怀之所以赶到襄阳，一方面他作为大越实际的军政首领，将以枢密使、司空的名义，亲自签署布曲寺纳附会盟诏令，一方面想着与布札赤等人进行一番接触，以便更深入的了解吐蕃诸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文化传承。
在接见布札赤过后，徐怀又与顾藩、周鹤、钱择瑞等人商议，决定在枢密院增设都护司，总揽联络西燕郡国及吐蕃诸部事务，以朱芝以枢密院承旨、萧纯全以枢密院副承旨兼领其事。
布札赤作为布曲寺统治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的政教首领，决意从色莫岗出发赶往中原时已经年逾六旬了。
即便他作为德格家族的嫡系子弟，自小生活优渥，之后又执掌德格家族及布曲寺，权高位重，但受高原恶劣气候的影响，迈入老年的他身体早已经孱弱不堪，老态尽显。
徐怀为了避免布札赤路途劳顿，特邀他驻锡于鹿门寺与中原同道交流佛法，也同意布札寺驻锡鹿门寺传播密宗佛法，使郑屠陪同布札赤的弟子，同样出身德格家族的多达巴返回色莫通传诏令。
徐怀同时还传令朱芝、萧林石在黎州、抚羌城征募役勇，着手出贡嘎山，经神王山往洮源地区修筑驿站等事宜。
修建驿站，除了加强对色莫岗、木雅热岗等地区的实际渗透控制外，同时也是为经吐蕃出兵河湟、河西做准备。
司空府在襄阳城里没有衙署，同时徐怀也没有在襄阳城里修建他身为平凉郡公的私人府邸。
因此他在襄阳期间，也主要在鹿门山接见朝堂官员。
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官员迫切求见时，不合时宜的提及进军关陕、河东、河北以及还都汴梁等事。
徐怀没有闲工夫理会这些诉求，他宁可参与新编选锋军第三镇骑兵的操练，或者多做几道代数题，主要还是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耐着性子，跟襄阳官员接触，解释司空府的军事部署。
除了司空府内部的算计外，客观上年前收复河洛、郑汴及徐宿等地，并没能真正重创到镇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战果跟颍州会战不是一个量级。
目前河洛以西之潼关，北面的平陆、垣曲，都有曹师雄、孟平等敌将率精锐兵马驻守；这三地作为杀入郑陕、河东的要冲，都是易守难关之险地，没那么容易能强攻下来。
而河淮中东部地区，一方面是镇南宗王府的精锐兵马据太行山南麓的关隘，在孟、怀等黄河中游北岸诸州经营防线，一方面是平燕宗王府还有近二十万兵马盘踞原京东西路北部濮州、郓州、单州三州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
此时的司空府看似直辖十五万精锐战兵，但在颍州大捷之前，司空府同样执掌十五万精锐，却仅需驻守汝蔡以及淮河中游地区，除了有山河之险可恃，接敌面也要窄得多。
现在收复河洛、郑汴等上百个州县，首先是地理形势上开始失去倚险而守的优势，战防线也一再拉长，精锐兵马也就不怎么够用了。
目前以王宪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河洛，主要是巩固洛阳、陕州的形势，所防御对峙的潼关、平陆、垣曲之敌，分别隶属于静惮宗王府的关中兵马都总管府及镇南宗王府的河中府兵马都总管府，总兵力比河洛驻军只高不低。
唐盘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郑汴许陈四州，所防御对峙的孟怀之敌，隶属于镇南宗王府的高平府兵马都总管府，同样兵多将广。
杨祁业所部驻守颍、亳二州，邓珪所部将防线推进到宋、宿、徐州三州，总计辖有五万战兵，一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四万守兵，但所面对的是盘踞濮、郓、单三州及整个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的平燕宗王府主力，兵力上更是处于大劣势。
就算将韩时良所部三万兵马算上，面对平燕宗王府在黄河下游两岸所辖二十余万兵马，也难说胜算。
在汴梁外围的军事安全都还远远没办法得到保证，还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跟随徐怀在襄阳这些日子，耐着性子与那些希望还都的官员摆事实、讲道理，也不忘暗示司空府对此时据守淮东的韩时良，还是心存顾忌的。
司空府直辖十数万精锐兵马或许在中路有进一步获得突破的机会，但多少有所担心韩时良所守的东线会出什么岔子。
那样就可能会令整个河淮的局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层顾虑没有消除之前，司空府怎么敢再从河洛、郑汴等贸然出兵，长驱直入杀入关陕、杀过黄河去呢？
单纯就战事的先后次序安排来说，也应该是京南行营、寿濠行营与韩时良所部收复黄河下游南岸的京东西路北部地区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今山东省）为先。
现在的问题是，京南行营杨祁业所部、寿湾行营邓珪所部，能与韩时良所部通力无隙的合作吗？
史轸、韩圭他们抛出这个问题后，没有等上太久，八月上旬就等到了他们所期待的答案。
韩时良八月上旬遣长子韩确前往泌阳商议淮东守御之事，希望辞去淮东制置安抚使之任，以便率部进入淮河下游以北地区，专心负责对盘踞沂密等京东东路南部诸州县的敌军的作战，并举荐长子韩确、次子韩举入司空府、枢密院为吏，以习京襄新政。
这个可以说是远超史轸、韩圭等人所期待的答案。
徐怀接见韩确的次日，就着陈子箫、韩圭二人为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函赶赴楚州，商谈韩时良率部坐镇徐州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