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交情，赵贞吉和胡宗宪是故交，是好友，在赵贞吉在家丁忧的时候，胡宗宪就和他不停的通信，那时候两人关系融洽，赵贞吉还给胡宗宪平倭出谋划策。

　　可赵贞吉得到清流的举荐，出任南京户部侍郎之后，赵贞吉就想尽办法拒绝胡宗宪的求援，禁止江南的粮食进入浙江。

　　比起来，自己的老丈人方望海和胡宗宪的关系就浅多了。

　　他们不过是在浙江钞关税上有些合作，后来胡宗宪还侵夺了浙江钞关厅的职权，两人合作不欢而散。

　　可就是这样，在浙江大灾之后，方望海还是不计前嫌，愿意支援浙江粮食。

　　苏泽对方望海肃然起敬，大明朝像是方望海这样的官员不多了。

　　方若兰说道：“今年以来，爹想做的事情多方掣肘，最后一事无成。”

　　“你帮着爹筹办的钞关厅也都废了，南京户部那些官员也都倒向了赵贞吉。”

　　“娘也觉得，爹这个官做的没什么意思，就劝他先回福建，不行就辞官回乡好了。”

　　好官难做，方望海是个办事的人，对下属也不错，可是在大明这个官场体系中，做事的人就不是升迁的那个。

　　官员提拔升迁，全都是依靠上级。

　　大臣要进内阁，要看皇帝的喜好。

　　重要岗位大臣的任命，要看内阁的推荐。

　　就连最基层的岗位，也要看上官的推荐和考成。

　　方望海没有后台，和清流的明日之星，徐阁老的弟子赵贞吉比起来，到底要投靠谁自然不用说。

　　南京户部的官员倒向赵贞吉，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苏泽苦笑一声，大明朝中后期的改革，最后基本上都是人亡政息，就算是好一点的也就是人走茶凉。

　　苏泽帮着方望海在江南筹办钞关厅，改革南京盐法，平定振武营叛乱，做了这么的事情，最后在江南官场上，却是一点成果都没有留下来。

　　官场的人脉、声望，都如同浮云一样，随时可以吹散。

　　回过头来，苏泽在南直隶留下的成果，都和官场没什么关系。

　　一个是天工书院，虽然苏泽已经去了福建，但是天工书院培养的学生，已经融入到江南各行各业中。

　　《天工开物》一书中的种种赚钱法门，如今在江南都有工坊，苏泽在这些工坊主和匠人眼中，几乎是祖师爷一样的存在。

　　另外一个就是《警示报》和《通言说》，这一份报纸一份杂志，已经覆盖整个南直隶，连南直隶附近的两湖、江西、山东等省，都有了印刷坊刊印。

　　最后就是上海抗倭缉私总团了，苏泽嘴角露出笑容，为了保住这个据点，苏泽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第298章 减租减息

　　嘉靖四十年终于过去。

　　在今年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修道多年的嘉靖皇帝，却突然起了凡心，下旨内廷办了停办多年的鳌山灯会。

　　所谓鳌山灯会，就是将花灯扎成鳌山一样，这是明代一项皇室的春节庆祝活动。

　　看着热闹的灯山，皇帝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从去年开始，从前“寒暑不侵”的道君皇帝，已经感受到了衰老和死亡的恐惧。

　　即使是独有天下的皇帝，在死亡面前依然是无力的。

　　死亡，是大自然对所有人最大的公平。

　　帝王将相会死，普通百姓也会死。

　　嘉靖皇帝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他越发为了空荡荡的宫殿而感到恐惧。

　　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中年时期认真培养的继承人死了，他的童年好友陆炳也死了。

　　和皇帝作对的杨廷和父子也死了，在大礼议中帮着他对付杨廷和的夏言也死了。

　　皇帝感觉到了孤独，看着如同山一样的灯会，终于有了一丝人间烟火气息。

　　只不过这热闹的鳌山灯会背后，又有多少被逼迫到饿死的扎灯艺人，又有多少衣不蔽体的百姓为了这热闹而被驱赶到街头，最后活活冻死在路边的。

　　百官依然向皇帝上贺表，但是朝堂的局势已经有了变化。

　　巡视福建市舶司的鄢懋卿，等到元宵结束就即从离开京师前往福建。

　　严世蕃又在年后纳了第十房的小妾。

　　严嵩的身体愈发的老了，他已经听不清楚了，眼睛也快要看不见了，走起路来都要人搀扶着，皇帝都特旨他可以乘坐轿子进宫去内阁办事。

　　李贽并没有随着方望海回家过节。

　　这段时间，李贽在南京国子监也没有好好上课，而是不断在南直隶游历，他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在游历的途中，李贽结识了一名好友，泰州学派的梁汝元。

　　说起来也是历史时间线顽强的收束能力，李贽在苏泽的影响下，并没有加入泰州学派。

　　他一直帮着方望海和苏泽做事，但是在方望海逐渐被排挤之后，李贽就开始在南直隶各地游历。

　　前段时间，王艮的亲传弟子颜钧先生，在盐城讲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去围观。

　　颜钧在盐城组织过盐丁抗税后，在南直隶声名鹊起，紧接着他又在淮安、扬州、泰州活动，成立了好几个互助会和工匠社团。

　　颜钧也通过自己的声望，成功的和工坊主或者官府官办作坊磋商，提高了这些工匠和雇工的待遇。

　　因此颜钧的声望大增，他还多次讲学，传播基层互助的学问。

　　李贽和梁汝元，就是在颜钧讲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

　　颜钧讲学，一时之间，在长江以北的淮北地区，各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江南的局势则和江北有些不同。

　　在苏泽天工书院的影响下，如今江南是各种工坊遍地，特别是棉纺织和丝纺织这两个产业，原本江南的工坊就很密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办工坊出现了。

　　比如徐家在崇明岛的棉纺织工坊，徐家二公子也是有商业上的魄力的，在发现自家的织布机落后之后，立刻将所有的织布机全部拆了，然后订购了天工开物中的骡机。

　　在使用了骡机之后，徐家织布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增，徐家的棉布产量增长了十倍！

　　之所以没有继续增长，倒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原因，而是徐家的棉花不够了。

　　不仅仅是徐家，太仓王家，南京城内的几个勋贵家族，他们都通过开办工坊赚到了钱。

　　大家族赚大钱，小家族也赚到了小钱，在新技术传播的几年时间，江南的富庶再上了一个台阶。

　　靠着棉布生意，徐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满足了辽东军需的同时，徐家也在组织商队向北方贩卖棉布。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曾经和苏泽在松江府争斗的不可开交的徐家，竟然在贸易这件事上和苏泽达成了合作，他们租用上海抗倭总团的船队参与北方贸易。

　　苏泽留在南直隶的三个产业中，天工书院的培训课程基本上完成了，几种产业新技术已经扩散出去了，官府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工坊。

　　报纸属于是随时可能被官府禁，但是只要活字印刷技术存在，销售的网络还在，以大明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禁报还不如不禁，属于苏泽只要想办，就可以继续办下去的。

　　只有上海抗倭缉私总团敏感，最难保留下来。

　　事实上，随着方望海逐渐失势，更多的势力也盯上了上海抗倭缉私总团。

　　如今停靠上海县港口的贸易商船络绎不绝，主要有这么几个线路。

　　北上登州港的航线，松江府的棉布，通过海上贸易运送到登州港口，再由朝廷在登州港口的海船送到辽东。

　　登州到辽东的贸易是朝廷批准的，而且朝廷很快尝到了海运的甜头。

　　比起路上运输，海运的损耗更小，而且一次运输的量也更大。

　　如今辽东的军械、粮草、棉衣，全部都在登州转运。

　　松江府的棉衣甚至有时候都不用换船，直接北上辽东运货就行了。

　　江南的船，在登州将棉布换成盐，再从山东拉回来。

　　各种辽东的特产，比如毛皮、人参这些，也都出现在登州的码头上，这些东西在江南都能卖出高价。

　　另外一些船队，则是将江南的丝绸运送到福州，这条航线已经几乎捆绑了整个江南的丝绸行业。

　　一个证明就是，在嘉靖四十年倭寇动乱严重的时候，江南的丝绸销量几乎打了骨折，现在江南的士绅们更关心福建的平倭进展，甚至比福建人还要关心。

　　唯一的好消息是过了春节，已经有琉球船只靠港，一些去年挤压的丝绸已经开始换成银子。

　　福州水师新军开始给琉球朝贡商船护航，福建那边又开始收购丝绸了。

　　一南一北两条贸易路线，让上海缉私总团的码头成了下金蛋的鸡，成了当地官府和南京六部都垂涎的香饽饽。

　　为了保住这个港口，苏泽也用了不少手段。

　　比如在长江口又会出现一些“倭寇”，这些倭寇会恐吓从其他港口出发的船只，也会故意在长江口航行，让南直隶上下都不敢裁撤缉私总团。

　　另外一个就是苏泽也和江南的大家族合作，和他们谈比较低廉的港口价格。

　　这些大家族也想要自己修建港口，比如松江府徐家就在崇明岛上修建了码头。

　　可没想到，去年十月份突然涨水，将徐家的码头给淹没了，徐家在崇明岛的投资损失了很大一部分。

　　而且这些大家族也发现，一个又安全，又能停靠海船，又能不被海上风浪影响的码头，是多么稀罕的地方！

　　很多家族在江南的海岸线寻找了一番，发现只有上海这个疙瘩地方是天然良港。

　　这苏泽的眼光也太毒辣了！

　　最憎恶苏泽的徐家二公子，也承认苏泽是个奇才！

　　而且港口建设和港口管理，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有时候自己建造码头，似乎还没有租用码头划算。

　　这么一下来，松江府徐家和太仓王家，甚至南京的几位国公，都成了上海码头的合作伙伴，苏泽几乎是免费让他们靠港，还提供在长江口的护航服务，反倒是将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牢牢把握在手里。

　　不过这些江南豪绅也算不上是全无烦恼，随着工坊的规模扩大，雇工之中也出现了新的对抗力量。

　　比起农民依赖于土地，对地主的压迫不敢反抗，雇工的反抗频率要高的多，斗争的烈度也要高的多。

　　最近在江南声名鹊起的雇工领袖孙卫，年后就在江南组织了一次五千人规模的棉纺织雇工停工活动。

　　孙卫的停工抗议时机非常好，就在福州航运通畅，各家棉纺织工坊开始动工完成订单的时候。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