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九章混乱的和平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
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操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操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高一些。
“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远飞是跳伞次数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16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小、结构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和抛伞,对操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草地上看效果
47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就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远飞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默默地记忆着操作程序。
飞机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远飞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远飞有点儿类似,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卯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远飞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远飞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这是由于早期的备份伞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远飞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远飞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远飞一边默念着操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远飞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远飞闭着眼睛身上乱摸一气——可就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抛掉主伞包,蔡远飞立刻去抓副伞拉环,但是,他的右手胸前摸来摸去,却总也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远飞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远飞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远飞现的下坠速度实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的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个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远飞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远飞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远飞。
说起来,19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14航空队解散之前的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19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后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府。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词,就连***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50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女士亲自说好话,才从第14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经常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46和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府。刚开始,国民政府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房东的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府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终能够恢复运作的还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仍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日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府就把“伪大学”撤销、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入学——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府的官员。”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学生们正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远飞他们也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远飞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远飞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远飞他们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府,并且19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军,可是直到19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19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抚顺被东北民主联军的士兵枪杀。这件事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民主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府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这就给后来的“反苏***运动”提供了口实。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军占据东北,并且不断压迫国民政府外蒙问题和***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的举措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的发展,但本质上却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敏感的神经——于是,当***当局把**的暧昧态度与苏联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蔡远飞他们指责“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家利益”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
“为了国家主权,不惧赴汤蹈火”、“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是19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
国民政府选择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民主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终从东北撤了军。
19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和三青团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央大学的***学生也终被迫服从政府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远飞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远飞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前面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府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加不妙,但却可以不乎学校的考试、不乎学校的纪律,作为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像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校园里,他们的组织性不亚于学生会,攻击性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府。1946年4月,刚刚“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而这位敢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远飞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像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又往往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
可是,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苏联人前脚刚走,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激烈的战场,而就这时候,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东北籍军人、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国统区,他们无法返乡、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请救济,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魂幡讨要抚恤金,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就像叫花子一般。
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东北老太太,她经常守兵营的门口,遇到军官就问:“孩子,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都送给大娘吧”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副队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却也经常私底下发牢骚,责怪政府亏待了东北人。
当时,与东北有关系的***人几乎全去了“满洲”,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是***,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借着“张大帅”的名头,招兵买马的号召力很大。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只派“外乡人”去东北是搞不过**的,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民主联军”,至少能够让***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府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重要的是,19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19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府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去找***,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19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民主”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1946年1月10日,全国各党派就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8人、***7人、青年党5人、民主党派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和民主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野党否决,而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
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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