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过，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见《孟子・梁惠王上》）他似乎说错了，因为数百年后，正是秦国统一了全中国。秦国在“耕战”两方面，也就是经济上、军事上，都超过其他国家。当时秦国是出名的“虎狼之国”。它全靠武力，又加上法家残忍的意识形态，胜利地征服了一切敌国。

　　 阴阳家和儒家的混合

　　 不过孟子也没有完全说错，因为秦朝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之后，只存在了大约十五年。始皇帝死后不久，发生一系列的造反，反抗暴秦统治，帝国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朝继承秦朝政治统一的思想，继续秦朝未竟的事业，就是建立政治与社会的新秩序。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约前104），就是按照这样的意图进行理论化的大理论家。他是广川（今河北省南部）人。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了儒家的正统而创建基本制度，他也起了重要作用：著名的考试制度，就是从他的时代开始形成的。在这个制度下，进入仕途的各级政府官员就不靠出身高贵，不靠财富，而靠通过一系列定期考试。这些考试由政府主持，在全国同时举行，对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敞开大门，只有极少数人除外。当然，这些考试在汉朝仍是雏形，在数百年后才真正普遍实行。这个制度是董仲舒第一个发起的，更有意义的是他主张以儒家经典作为这些考试的基础。

　　 据说董仲舒专精学业，曾经“三年不窥园”，结果写出了巨著《春秋繁露》。又说他“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就是说，新学生只从老学生受业，不一定亲自见到他。（见《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根据。照他的说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行为的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他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把主要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学的根据，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

　　 汉语的“天”字，有时译为Heaven（主宰之天），有时译为nature（自然之天）。然而这两种译法都不十分确切，在董仲舒哲学中尤其如此。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曾说：“我们若将‘天’既解为自然之天，又解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时而强调这个解释，时而强调另一个解释，这样我们也许就接近了这个中国名词的几分真谛。”（未刊稿）这个说法对某些情况似不适合，例如就不适合老子、庄子，但是完全适合董仲舒。在本章之内出现“天”字时，请读者想起金教授这段话，作为董仲舒哲学中“天”字的定义。

　　 我在第十二章指出过，先秦思想有两条不同的路线：阴阳的路线，五行的路线。他们各自对宇宙的结构和起源做出了积极的解释。可是这两条路线后来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这种混合特别明显。所以在他的哲学中既看到阴阳学说，又看到五行学说。

　　 宇宙发生论的学说

　　 据董仲舒说，宇宙由十种成分组成：天、地、阴、阳，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最后是人（见《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以下只注篇名）。他的阴阳观念很具体。他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如天之为》）

　　 董仲舒所定的五行顺序，与《洪范》所定的（见本书第十二章）不同。他定的顺序是：第一是木、第二是火、第三是土、第四是金、第五是水（《五行之义》）。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义》），这是“比相生”。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五行相胜》），这是“间相胜”。

　　 董仲舒和阴阳家一样，以木、火、金、水各主管四季的一季，四方的一方。木主管东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和夏季，金主管西方和秋季，水主管北方和冬季。土主管中央并且扶助木、火、金、水。四时变换用阴阳运行来解释（《五行之义》）。

　　 阴阳的盛衰遵循固定的轨道，轨道是经过四方的圆圈。阴初盛的时候，它就去扶助东方的木，形成了春。阳全盛的时候，它就去南方扶助火，形成了夏。但是根据物极必反的宇宙规律，如《老子》和《易传》所讲的，它当然盛极必衰。阳盛极而衰的时候，阴就同时开始盛了。阴初盛的时候，它到东方[1]扶助金，形成了秋。阴极盛的时候，它到北方扶助水，形成了冬。阴盛极而衰，阳同时开始盛，于是又有新的循环。

　　 所以四季变化来自阴阳的盛衰，四季循环实际是阴阳循环。董仲舒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春、夏、秋）成生，以一时（冬）丧死。”（《阴阳义》）

　　 照董仲舒的说法，这是表明“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阴阳位》）。也是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因此，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见《为人者天》）。既然如此，人就高于宇宙其他一切的物。“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立元神》）人何以成之？董仲舒说通过礼、乐，就是说，通过文明和文化。假使真的没有文明和文化，宇宙就好像是个未成品，宇宙本身也会感到不完全的痛苦。所以他说，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

　　 人性学说

　　 由于天有其阴阳，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心也包含两个成分：性、情。董仲舒用“性”字，有时取广义，有时取狭义。就狭义说，性与情分开而且相对；就广义说，性包括情。在广义上，董仲舒有时候以性为“质”，“性者，质也”（《深察名号》）。人的这种质，包括性（狭义）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贪。狭义的性，相当于天的阳；情相当于天的阴（见《深察名号》）。

　　 与此相联系，董仲舒谈到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就是人性，即人的质，是善是恶的问题。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于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实性》）

　　 董仲舒因此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使人与天、地同等。在这方面，他接近荀子。但是他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董仲舒以为教化是性的继续，这一点他又接近孟子。他写道：“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疑焉。”（《深察名号》）问题的提出，代表孟子的观点。问题的回答，董仲舒把他自己和孟子清楚地分开了。

　　 但是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用语不同。董仲舒自己就说：“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深察名号》）孟子与董仲舒的不同，就这样归结为两个用语“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社会伦理学说

　　 照董仲舒的说法，阴阳学说也是社会秩序的形上学根据。他写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

　　 这个时期以前的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三伦”，称为“三纲”。“纲”字的意义是网的大绳，所有的细绳都连在大绳上。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为臣之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都是这个意思。

　　 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董仲舒本人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所有的汉儒都共同主张，这五种德性与五行相合。仁与东方的木合，义与西方的金合，礼与南方的火合，智与北方的水合，信与中央的土合。（见《白虎通义》卷八）

　　 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旧时纲、常二字连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人发展人性必须遵循道德律，道德律是文化与文明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