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吴四宝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李广元回答说，“就像是过元旦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吴四宝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衣，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吴四宝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李广元，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李广元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李广元销毁了写给詹国强的那封信，又向卫队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吴四宝那里解决了，然后从青浦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苏州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李广元心里想，“吴四宝把工会老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日本人使他感兴趣。老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老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老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老师怎么能够参加到虹口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吴四宝在谈到松江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接受了全权，他在卫队里的官衔与里于丁末村或者李事群是同级的。吴四宝不能不对我讲虹口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日本人谈判吗？

　　总的说来，詹国强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日本人很清楚。不过，他们和詹国强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老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梅思品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吴四宝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南京，从重庆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汪未经和詹国强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李广元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老师，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李广元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李广元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一个前辈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蒲固定，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李广元。他是个仇恨变节分子的反暴力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李广元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暴力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汪未经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蒲固定曾与李广元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38年他们营救了一个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边区的日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蒲固定得到批准出国去昆明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延安。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蒲安定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监狱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南京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由蒲富人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蒲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国外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蒲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冯胡成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蒲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胡笔成。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胡笔成可不是草包”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冯胡成知道，胡笔成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蒲富人观察着胡笔成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胡笔成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胡笔成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蒲夫人跳舞。她的弟弟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胡笔成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胡笔成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蒲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胡笔成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蒲安定被释放后，没有去南京，他直接到上海去了。通过李广元的关系，弟弟帮他在“上海”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的希腊馆里工作。

　　李广元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安定。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蒲安定知道，李广元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李广元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李广元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李广元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李广元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李广元乘机做了一个钥匙印痕。后来就在匣子里一个女人的铜像下边，他安置了一个秘密存藏东西的地方。。

　　李广元很喜欢和教授谈论问题。

　　有一次，他说：“希腊艺术的确是天才的艺术，不过，它过于优雅和谐，因为总带有几分女性的纤秀。罗马人的作品就粗扩得多。大概，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德国人更相似。希腊人着眼于总体轮廓，罗马人却是逻辑严谨的人，因而对细节的润色有强烈的热情。就拿马可·奥里略的肖像来说吧，请看。好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人们模仿的对象，孩子们玩耍时也应当扮演他”

　　 《孤岛喋血》正文 190 变化

　　“衣服画得很细致，身躯比例画得很精确，确实非常之好，但是您仔细看看他的面部表情”蒲教授小心翼翼地反驳说。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他已经不会与别人争辩了，总是把不同的意见小心地藏在心里，只此而已。从前与人争论的时候，他总是面红耳赤，一定要把论敌驳倒。现在他只是小心谨慎地提出反驳的论据“奥里略这幅肖像有什么思想吗？他表达不出任何思想，只是为自

　　己的成严树碑立传而已。如果您细心观察一下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的艺术，您就会相信希腊已经转移到巴黎了，伟大的埃拉多斯已经到自由思谋那里去了。

　　有一次，蒲教授请李广元停下来看一幅“人兽”’彩色壁画头是人的，身躯是野猪的。

　　蒲教授问道：“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李广元心里想：“很像现今的日本人，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愚蠢、野蛮、任人摆布的野兽了”他没有回回答蒲教授的问话，而是用他称之为“社会”音响的一些“嗯”、“实在是”、“哎呀”之类的词句敷衍了事。当不好闭口不语，而直接回答又不可能的时候，他经常用这种办法。

　　李广元在走过“别尔加蒙”空旷的展厅时，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创造这些伟大艺术品的人却这样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天才呢？为什么有人要破坏、焚烧、摔碎雕塑作品呢？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天才雕塑家，画家如此的无情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去搜集残留下来的一鳞半爪，只能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美的教育呢？为什么古人这样不理智地把他们这些活着的神送给野蛮人做牺牲品呢？”

　　李广元喝干了那杯格罗格酒，又点燃那支熄灭了的香烟“为什么我没完没了地回忆蒲教授呢？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吗？或者我正在考虑为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联系方案？”

　　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来了‘他和谁进行了角斗？和他自己，和他自己’这好像是帕斯捷尔纳的诗句？”

　　“过来，伙计”他喊了一声酒馆的伙计“我要走了，算账吧”

　　关于此人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很少出现在新闻影片的镜头上，站在汪未经旁边的照片那就更少见了。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脑袋，脸颊上有一条伤疤，摄影师们按动相机快门时，他总是想方设法躲到旁边人的背后去。

　　据说，1924年他曾因谋杀罪坐了十四个月的监牢。在逃亡英国之前谁也不清楚他的情况。当时詹国强奉总统的命令去整顿这个“烂透了的窑子”（总统就是这样评论党务办公厅的，当时梅思品任办公厅主任，他是直呼其姓名并用“你”称谓的唯一党员）。一夜间，詹国强逮捕了七百多人，所有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被捕了，但是党务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常凯申安然无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反而指挥了詹国强，他拯救了自己需要的人，而将他不需要的人都送进了监狱。

　　接任他的职位之后，常凯申丝毫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沉默寡言，衣袋里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他把汪未经说的话都记在上边；生活也一如既往，很简朴。对丁末村，李事群和詹国强他故意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是，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竞逐渐地成了汪未经离不开的人物了，甚至汪未经常开玩笑称他是自己的影子。他办事能力极强，有时汪未经坐下来用午餐时，忽然想知道一件什么事，等到端上热菜的时候，常凯申的答案就已经准备好了。有一次，在云南举行欢迎汪未经的仪式，结果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常凯申见到汪未经是站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到了第二天，汪未经看到就在昨天他站着的地方有一棵橡树，一夜之间常凯申竟然能组织人移来这么一棵大树

　　常凯申知道汪未经从来不事先准备演说词，他一向是依靠即席发言，而且通常还讲得很成功。不过，常凯申还是总不忘记给汪主席扼要地写个提纲，列出一些他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当汪未经要会见一些外国首脑的时候更是如此。这项不为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做得很有分寸，所以汪未经根本没有想过，一些纲领性的发言竟是别人替他写的。他认为常凯申的工作虽说是秘书工作，但却是很必要，很及时的工作。所以，有一次常凯申生病，汪未经就感到事事都不顺手。

　　有时候一些军事将领或军工部长宋大文打来报告，在报告里他们整理出了一些真实情况提供政府研究，这时常凯申要么就尽可能地把报告束之高阁，不往上呈，要么就找孔祥西或陈国富谈话，善意地、亲切地劝说他们把某些事实说得缓和些。

　　“咱们大家一起来爱护他的神经吧”他说，“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可以知道，也应当知道，但是何必要使汪先生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呢？”

　　他拙于言辞，但却精于公文；他聪明过人，但却装出一副略带几分粗鲁的耿直忠厚的样子；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却像个在做出稍微重要一点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和别人商量商量”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拆阅秘密函件的时候，常凯申见到一封来自卫队保安处印着“绝密，亲启”字样的信件，信是专呈给他的。

　　下面就是来信的内容：

　　常凯申同志，据我所知，某些人背着汪先生在重庆和上海开始与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勾勾搭搭。在总体战争时期，正当战场上决定世界前途之际，他们竟然做这种事。作为卫队保安处的军官，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这些谈判的详细情况。我需要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因为倘若这封信落到保安处机构手中，我就要立即丧命。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署名。如果您认为我向您报告的情况很重要，那么就请您于明日13时到“新门”大饭店门前会面。

　　一个终于卫队、忠于党国的成员

　　常凯申手里拿着这封信，呆坐了许久。他想给特务头目丁末村打个电话。他知道，丁末村对他是感恩戴德的。丁末村原是个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袭击共党组织。后来国民党执政，他就转过来投效国民党了。一直到1939年这位特务头领还是个非党人士，因为他在北伐时期曾为敌人出力卖命，保安部门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是常凯申亲自向汪先生为他做了保证，才帮他入了党。不过，常凯申从来不允许丁末村过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细地观察了解丁末村。慎重地估量着与他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要接近，那就要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常凯申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挑拨离间？我看未必。是个神经病人写的？也不是。很像是确有其事倘若写信的是特务处的人，而且丁末村也参与了这些勾结呢？树倒猢狲散，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是一张可以用来打赢詹国强的牌。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不着再去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