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风险优于安全

　　朱莉娅·胡（Julia Hu）本不该与苹果商店有任何瓜葛，但她忽然发现361家苹果商店中都有自己的身影，其中的原因凸显了公司、政府、大学等大型机构难以在复杂时代竞争的现状。这个时代更有利于小型机构及个人的发展，如恐怖主义小组、黑客以及任何能将聪明点子和发展迅速的互联网连接起来的个体。

　　几年前，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胡女士想到了一个点子——创建一个苹果应用程序，利用手环来监测用户的睡眠，并在清晨轻轻唤醒他们。几周之后，该应用程序通过分析搜集来的生物学特征信息，变身为一个虚拟睡眠教练，为众多工作过度和睡眠不足者提供建议。

　　这个创意很好，她的朋友喜欢，她的家人喜欢，风险投资人也喜欢。如果手环无须硬件设备便能运行，我们要讲的故事将终止于此。与其他成千上万名软件企业家一样，胡可能只需雇用一两名程序员就可以启动。然而，苹果商店与普通的应用商店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手环这样的产品，也需要近500万美元使其进入足够多的零售终端，才能实现赢利。到2009年年底，胡筹集到了不足100万美元种子基金，仅能制造出样品而非产品。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多的风险投资人，希望他们支持她进入这个高风险、低利润的智能手机附件市场。

　　然后，她遇到了PCH国际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利亚姆·凯西（Liam Casey）。凯西所在的公司手头有很多资金。那一年，他这家私人公司的收入即将达到4.1亿美元。然而，凯西并没有为胡提供资金，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胡并不需要资金。他为胡提供了更好的东西，即使用他公司的供应链。

　　事实证明，供应链是大型机构和小型机构间竞争的关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小型机构正逐步取胜。凯西就像是一个指挥大师，只不过他的交响乐团是由全球成千上万个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机器不停运转的工厂组成的，这些工厂生产从台式机内的电路板到包装纸箱等一切东西。和胡一样，凯西也是一个个体创业者。

　　1996年，凯西来到了深圳，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制造业重镇。他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他说，多年来自己所做的便是将西方公司与中国工厂对接。到2003年，这门生意做不下去了。“西方已经遇到了东方”，需要彼此合作。凯西必须要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不是仅仅介绍和联络。“当我来到这里时，中国是一个制造廉价产品的好地方。很快，这里就成了制造好产品的廉价地方。然后，又变成了这些产品的唯一产地。”

　　凯西不断积累知识并创建了一个数据库，如什么样的工厂能够制造什么样的芯片，需要多长时间，从哪个机场运输原材料等。这些数据在他的总部基地巨大的屏幕上显示出来。由此，他能够选择一种产品，比如耳机，数据能显示制造耳机中最常用部件的全球供应链中的每一个节点。如果进一步深入，凯西还可以看到管理、工人，甚至是产品配置等信息。

　　这个数据库使得他能够为客户（包括一些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提供任何产品的外包生产服务。当然，也包括设计、包装、仓储、物流派送等。在这个过程中，凯西摆脱了传统商业中较大的风险因素之一——库存。随着销量的增长，他可以增加生产。如果销售缓慢，他便相应地调整全球网络。那些位于纳什维尔和华盛顿东部的大仓库呢？它们就像宾夕法尼亚州的炼铁厂一样，过时了。

　　通过他的数据库以及应对全球经济的战略，凯西为我们诠释了外包产业背后的逻辑。他说：“你不需要拥有任何东西，工厂、仓库，甚至连一间办公室都不需要。”换句话说，凯西把一家公司的组成迁到海外。还剩下什么呢？“你需要一个创意，而且能够把它市场化，仅此而已。”这已经与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福特（Ford），甚至是乔布斯打造的企业类型完全不同了。

　　这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它对《财富》500强公司的影响不容忽视。原因在于，当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创意时，任何人都能参与其中，像朱莉娅·胡一样。凯西说：“我们拿到了她的设计，对大规模生产进行了修改，找到原材料，确保产品的尺寸能够以最经济、最高效的方式运输，然后再帮助她设计包装。”当日本的地震会影响到产品上市日期时，该怎么办？凯西的供应链会自我修复，就像肥沃的湿地苔藓一样。“我们找到另外一些供应商，在两天之内供应零件，一点儿都没有耽搁。”最后，胡和凯西甚至在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方面也进行了合作。他们把这个智能手机手环称为“云雀”（Lark）。凯西仅用6个月时间，便把它从一个原始的创意变成了最终成品，这实在是让人大吃一惊。

　　消费类电子产业每年的产值大约在1万亿美元。在这个世界中，大型组织就像霸王龙一样大跨步前进，挤垮（如起诉）或吃掉（如收购）小型组织。凯西和所谓的实时供应链所做的便是让这一产业更像软件业，由个人和小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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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硬件业变得更像软件业时，会发生什么呢？规则将会发生改变。当把一款产品推向市场的成本，或者把一个创意推向大众的成本有可能让一家机构陷入破产时，优先考虑安全而非风险是合情合理的选择。然而，非常戏剧性的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互联网将之完全颠倒过来。与让其以碎片化的方式在世界中游荡相比，确保创意甚至是一个产品的草图的安全变得更加昂贵。

　　新的规则应该是拥抱风险。本章将让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集体思维已经严重落后于科技发展的现状。

　　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参与极限运动让自己的人寿保险变得无效，而是说我们都应该理解已经发生而且每天都在以更快速度发生的巨大改变。一名有雄心的高中生能够设计出新的生命形态，这不仅有趣，而且将影响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和运行模式。要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过去30年已经不再成立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能够设计出精巧的武器并在网上发布，通过3D打印机进行装配，然后将其带到飞机上，这不仅仅让人感到害怕，还要求我们重新彻底思考应该如何看待“风险”这一概念。

　　抓住这个有时令人困惑、令人害怕的新世界所提供的机会，需要决策者快速行动，摆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理模式。一家公司曾就是否向伊藤穰一的一个项目投资60万美元进行可行性研究。即使这项可行性研究需要耗资300万美元，也没有让这家公司眨一下眼睛。这家公司僵化的程序以及未能拥抱风险的做法，导致其用价值300万美元的“理论”换回了价值60万美元的“事实”。事实是，即使投资该项目不能成功，这家公司也只不过损失其可行性研究费用的1/5而已。

　　就像重实践而轻理论一样，“风险优于安全”的原则或许听起来不太负责任，但这是发掘低成本创新潜力的必要因素。一直以来，这都是软件和互联网产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推动形成了风险投资的现状。它也越来越成为制造、投资、艺术和研究领域重要的创新工具。

　　实施“风险优于安全”的战略，并不意味着要让你看不到风险所在，而是要让你明白，随着创新成本的下降，风险的性质也在改变。正如下一章中所讲的那样，互联网解放了软件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强迫它们放弃前辈们官僚化的审批程序，转而对创新采取一种灵活、无须审批的态度。当然，这些公司中有许多都失败了，但那些成功的公司的确在竞争对手向市场推出产品之前便这么做了。

　　随着早期那些互联网公司改变商业行为的模式日益反映其所处行业的现状，曾出资帮助它们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人也需要掌握新的方法。他们不再阅读商业计划书、与西装革履的工商管理硕士对话、进行费用高昂的可行性研究，而是开始学习押注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创意。每一个赌注相对很小，也很少有能够成功的，但正是由于它们规模小，而且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和创意都极其成功，结果便向那些愿意且能够支持高风险投资的人倾斜。

　　遵循“风险优于安全”战略的投资者也必须改变其对失败投资的看法。当你的风险投资多于安全投资时，你必须愿意从那些不成功的投资中抽身。让“风险优于安全”成为可能的因素，也会让投资垂死的项目变得不可能，这便是创新的低成本所在。

　　如果你花20万美元试图挽救你的投资，而非抽身离去，你就和上述那家花费300万美元用来决定不投资60万美元的公司没什么两样。与此同时，你必须愿意舍弃最初的投资，而非尝试从创新者手中收回投资。而对于创新者来说，无论是否得到你的投资，他们都应该放开手脚想出更多的新创意。

　　即使是脸谱网和谷歌这样成熟的公司也都曾利用风险让自己保持灵活性和弹性，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战略和主打产品。正如谷歌公司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对《连线》（Wired）杂志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公司逐渐衰败，原因在于它们总是倾向于沿用与此前大致相同的做法，只做出很微小的改变。人们总是想做自己知道不会失败的事情，这很正常。但渐进的改良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这个行业的改变绝不会是渐进的。”

　　佩奇口中所说的改变既推动了创新的出现，同时也是创新所带来的结果，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速。若要利用这一曲线，创新者就必须要拥抱风险，投资者也要寻找并识别出机遇，要鼓励创新，而不能要求所押宝的对象的创新行为必须获得投资者的首肯。

　　关注风险而非安全所带来的潜在益处不仅仅局限于资金收益。随着创新成本的下降，将会有更多人能够承担风险，创造新产品和新产业，创新的中心便会移向边缘。对于那些被传统的、层级分明的投资和产品开发模式隔离在外的人们来说，这会带来诸多新机遇。

　　那些允许自己的员工追求风险的机构同样会鼓励更大胆的创新。内里·奥克斯曼的获奖项目“丝绸亭”让她在业界声名鹊起，并引起了外界对媒体实验室“反学科”研究的广泛兴趣，它的出现要求奥克斯曼和媒体实验室都必须拥抱风险而非安全。对于奥克斯曼而言，风险在于蚕的不可预测性有可能会破坏整个项目。此外，还有这个项目不受欢迎的风险，以及非传统形式的艺术科学结合有可能危及她的学术生涯；对于媒体实验室而言，风险在于，让6 000多只蚕在这个公共建筑的大厅内用尽短暂的生命吐丝结茧。当奥克斯曼介绍她的这项提议时，安全的做法是拒绝。但结果证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同意。“丝绸亭”是一个值得冒风险的项目。

　　“关注风险而非安全”这一理念已经融入媒体实验室的DNA，正如它也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一样。它启发了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告诫“展示或放弃”，也启发了伊藤穰一对“部署”的呼吁。这并不是要我们盲目地支持每一个冒险的提议，但的确要求创新者和投资者权衡现在就做某事的成本与考虑此后做某事的成本。随着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那些能够最深刻地理解这个等式的人将会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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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长期创新历程的美国应该已经站在了创新之巅，这是真的吗？难道硅谷不在美国吗？利亚姆·凯西首先指出，在品牌、市场营销以及提出每个人都想放在口袋中的小玩意儿的创意方面，西方拥有优势。但在带着这种优越感沾沾自喜之前，请考虑到一点：几乎所有大型电子制造商都在深圳生产产品，而且这些中国工厂也越来越具备生产精巧、高端的本土产品的能力。

　　当制造一部极好的新款照相手机的难度不再大于为安卓（Android）手机系统创造一款全新应用程序时，我们无须水晶球便可以看清楚现状，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那便是“山寨”，而且正在深圳上演。“山寨”字面上的意思是“游击堡垒”，但现在已经成为制造廉价仿制品牌的代名词。在纽约或洛杉矶的街头，你都可以看到它们：North Faith夹克、Nckia手机、Guuci钱包。

　　大约5年前，改变便已经出现。首先是山寨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Nckia和Samsing的产品质量和耐用性很快便赶上了诺基亚（Nokia）和三星（Samsung）。然后，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山寨产品开始对原版产品进行改良，它们开始创新。由于不受专利和严格的法规限制，山寨产品制造商开始生产具有稀奇古怪功能的产品，如带有高清投影功能的手机。为什么不这样运作呢？利用凯西的超级快速、灵活的供应链，聪明的企业家可以小规模生产出不同种类产品的试用品，然后评估需求，再大规模生产销路好的产品。

　　安德鲁·黄对《连线》杂志的记者说：“它们对硬件所做的事情就跟网络所做的复制、混成和刻录一样。”措手不及的大型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慌乱应战，争相追赶：带有双SIM卡（用户身份识别卡）卡槽的LG手机？内置假钞识别器的三星手机？这两种功能实际上都是山寨产品的创新。当然，当三星推出这一功能时，山寨厂商已开始转而开发更多其他功能和创新。大公司往往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对市场需求做出响应，它们赶不上山寨厂商的速度。与山寨厂商不同，大公司在发布每项产品之前，必须就复杂的国际专利事项进行谈判。

　　2009年，山寨手机占据了全球手机市场20%的份额，而且正在快速将触角扩散至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这是大到不可思议的蛋糕中的一大块：如果把全球黑市产品市场比作一个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0万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二位。从这个角度考虑，承担风险是值得的。

　　7 000万年前，做一只恐龙是最好的，体形庞大、皮厚、牙尖、冷血，而且长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恐龙都是最好的。然后，突然间，一些古生物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一切就改变了。庞大的身躯需要消耗大量的卡路里，需要庞大的空间。因此，恐龙灭绝了。你知道哪个物种存在得更久吗？答案是青蛙。

　　美国面临的现状同样令人感到担忧：中国正在崛起，美国逐渐丧失统治地位。青蛙开始超越恐龙。然而，这样的表达暴露出了人们对新时代的一个根本性误解。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实际上同在一条船上。恐龙无须担心其他恐龙。它们都需要开始像青蛙那样思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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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风险的这种态度有助于解释比特币的产生。2010年，在把比特币开源项目的关键部分交给加文·安德烈森（Gavin Andresen）之前，中本聪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几乎所有对于该软件的修正。作为比特币基金会前首席科学家的安德烈森说，截至2015年年底，中本聪最初编写的代码仍然占到了比特币核心的30%。他还表示，那些有权力接受比特币核心更改的核心开发者很古怪，而且惧怕风险，相比他们，中本聪有过之无不及。事实上，安德烈森认为，中本聪于2011年4月离开这一项目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控制代码的想法与建设其所需的开发者社区背道而驰。过去5年中，一些开发者对源代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烈森本人于2016年5月取消了自己的提交权限，即对比特币核心源代码做出改变的权限。）

　　虽然中本聪的影响力开始逐渐消失，但比特币社区的其他成员围绕这个数字加密货币构建了基础框架。“新自由标准”（New Liberty Standard）于2009年10月创建了一个汇率（1美元兑换1 309.03比特币，这是基于当时挖比特币所需的电费得出的）。2010年2月，“比特币市场”成为首个比特币兑换市场，人们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比特币，或者将比特币折合成传统形式的货币。2010年5月，全球第一笔比特币真实交易产生，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拉斯洛·豪涅茨（Laszlo Hanyecz）花1万枚比特币买了两块比萨。尽管这个价格在当时看上去较为合理，约合25美元，但在2015年年初，同样的1万枚比特币的价值已经超过了200万美元。

　　也是在2010年，最知名或许也是最为声名狼藉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 Gox开始崛起。该平台创办于2007年，当时名叫“万智牌在线交易”，是一家交易万智牌的平台。默默无闻几年之后，其创始人杰德·马卡莱布（Jed McCaleb）在科技资讯网站Slashdot上读到了一篇有关比特币的帖子，他重写了自己的网站，将其改造为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马卡莱布继续运营该平台直至2011年，后来将Mt. Gox转给了一个生活在日本的法国开发者马克·卡佩莱斯（Mark Karpelès）。接下来两年内，随着比特币变得越来越受欢迎，Mt. Gox也逐渐成长，最终控制了全球70%以上的比特币交易量。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Mt. Gox的业务遭到了一系列安全漏洞和软件漏洞的侵扰（包括有一次大量比特币被转入一名黑客的账户，他随即在交易平台倾销比特币，造成比特币价格在几分钟之内逼近零），但让人印象最深的崩溃发生在2013年，一系列法律和监管问题使其启动破产程序。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查封了Mt. Gox在美国的一家分支机构的500万美元资金，并称该公司是一家未经注册的资金兑换机构。尽管Mt. Gox很快便拿到了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放的在美国境内从事资金服务的执照，但其在美国境内向客户转移资金的能力被严格限制了。

　　同年2月底，卡佩莱斯从比特币基金会董事会辞职，Mt. Gox网站下线，该公司分别在美国和日本申请破产保护。在递交的法律文书中，该公司声称本属于客户的近75万枚比特币以及自有的10万枚比特币失窃。尽管后来在“2011年6月前使用的旧格式钱包”中找回了大约20万枚比特币，但仍有约占当时比特币总量5%的比特币消失不见了。比特币市场对此的反应与传统金融市场遭遇运载黄金的轮船消失后的反应如出一辙，比特币价格下跌，一系列法律诉讼和批判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Mt. Gox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这一切是黑客所为。然而，2014年12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警方认为丢失的比特币中只有1%左右流入了黑客，至于其他的，报道称警方发现客户账户中的比特币与未知方搜集的比特币数量大有出入。言下之意，大多数丢失的比特币系欺诈交易所为。卡佩莱斯因此被逮捕，并于2015年以挪用公款罪名被起诉。

　　Mt. Gox的崩塌还牵扯到了2013年爆发的另一则与比特币相关的丑闻——“丝绸之路”（Silk Road）网站被查封，这个隐秘市场的业务无所不包，从销售毒品到雇凶杀人，各种业务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交易。由于其运营者“恐怖海盗罗伯茨”出人意料地愿意接受采访，高客网（Gawker）的陈安德于2011年首次对其进行了报道。此后，这个网站被外界广泛报道。2012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对其进行调查。一年之后，国土安全部特工贾里德·德尔–耶吉亚扬担任“丝绸之路”网站的主持人一职。他所做的工作导致罗斯·威廉·乌布里希于2013年10月被捕，后者在笔记本电脑中详细讲述了他作为“恐怖海盗罗伯茨”的历险过程。也正是在同一台电脑上，他通过“丝绸之路”网站的交易获得了据称144 342枚比特币。

　　美国法警署已经拍卖了调查期间查封的近3万枚比特币，作为买家的风险投资人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将它们贷给了比特币初创交易平台Vaurum，该平台旨在开发新的服务，为那些因疲软货币而陷入瘫痪的市场注入流动性和信心。在乌布里希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的剩余比特币则被分批卖出，最后一批比特币在2015年11月拍卖。

　　调查“丝绸之路”和乌布里希的受审凸显了比特币的一个矛盾，即数字加密货币的匿名特征会引起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的关注，而其专门设置的透明架构则使其在面对外界检查时完全无法应对。这并非一个缺陷，它本身就是平台的一部分。正如Bitcoin.org所说：“比特币设计之初便是想让用户像使用其他任何形式的货币一样，以可接受的隐私程度进行交易。然而，比特币并不是匿名的，无法提供像现金一样的隐私性。使用比特币会留下大量的公开记录。”

　　这与最初的《密码朋克宣言》（Cypherpunk's Manifesto）是一致的：“隐私并不是秘密。隐私是人们不希望外界知道的事情，但秘密则是人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事情。隐私是选择性地向世界展示个体的权力。”比特币需要从用户那里获取一些信息，用户来决定想向谁透露、透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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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媒体实验室的一组学生跟随黄去深圳考察。黄有意控制这个小组的人数，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并不大，而且要能随机应变。里德·霍夫曼也参加了此次考察，他是领英（LinkedIn）的创始人，伊藤穰一的朋友，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教务长马蒂·施密特（Marty Schmidt）的朋友。

　　他们到访的第一站是一家由AQS运营的小工厂，AQS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里蒙特和深圳都设有工厂。它的主营业务是将芯片置入电路板，工厂内有大量表面贴装技术设备，利用电脑控制的气动装置挑选芯片和其他部件，并把它们安装到电路板上。除了一排排的表面贴装技术设备，还有排成几行的多名工人，为设备编程，利用X射线、电脑、眼睛测试结果，以及处理那些机器设备还无法胜任的流程。

　　AQS与初创公司和其他项目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否则后者很难在中国找到生产伙伴，原因是它们的产品量小、风险大，而且通常会向共事企业家提出密切相关的但不寻常的要求。

　　然而，AQS这样的工厂让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并非科技，而是人。从工厂老板到项目经理再到工程师，他们工作努力、富有经验、值得信赖，并且喜欢与黄和他的朋友们合作。此外，他们也愿意并且有能力设计和测试新的流程，以创造此前从未生产过的产品。正如伊藤穰一在考察不久后所写的：“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能力让我想起了日本的许多创业家和工程师，他们很像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奠基人。”

　　在结束对AQS的考察后，该小组还参观了深圳市明晶达电路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生产印制电路板的公司。印制电路板的生产流程十分困难，而且非常复杂，制造商要在增加电路板的同时蚀刻并印制焊料、黄金和其他各种化学材料，需要许多步骤和复杂的控制措施。明晶达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正在研发包括陶瓷层和柔性层的混合印制电路板，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从未听说过的技术，由于媒体实验室与该工厂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该小组能够直接进入参观。

　　他们考察的下一站是一家注塑厂，黄一直在帮助伊藤穰一开发一个项目，该项目需要一些相对复杂的注塑工艺。从手机到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所有东西的大多数塑料部件都涉及注塑过程，塑料会被注入巨大的钢模具。这个流程很困难，如果你需要一个镜面，模具就必须有一个镜面。如果在生产过程中需要1‰英寸的差别，你就必须按照这一精度切割钢模。此外，你还必须了解塑料是如何在模具中通过各个孔流动的，并要确保注入均匀，冷却适当，不能变形或断裂。

　　小组当天考察的工厂有一个精密机械车间，同时也具备设计和加工伊藤穰一所需注塑工具的工程学专业技能，但伊藤穰一需要的数量太少，工厂并不感兴趣。他们想要量产达数百万的订单，但伊藤穰一只需要几千个产品。

　　有趣的是，工厂老板提出，伊藤穰一可以在中国进行精密注塑工具的开发，然后再送到美国的车间进行生产。由于需要在无尘车间加工，工厂老板认为，在美国生产会更加便宜，但美国的工人却不具备制作注塑工具的专业技能。即便有，也无法与他提供这一附加值服务所出的价格相竞争。

　　这种角色互换表明，科技、贸易和注塑技艺已经转移到了深圳。即便美国有制造能力，整个知识的生态系统的关键部分只存在于深圳。深圳对于实验、失败、风险的容忍度也远远高于美国。

　　之后，黄带领小组来到市场。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半天时间，却只看到了庞大的建筑、密集的货摊和拥挤的集市的冰山一角。整个市场有几个大型城市街区那么大，充斥着多层建筑，每一层都挤满了商铺。每一座建筑物都有一个主题，包括发光二极管（LED）、手机窃听与维修等。整体来说，有一种“刀锋战士”的感觉。

　　他们从拆解坏手机和废弃手机的店铺开始逛。所有有用的手机部件都会被拆下来，放在大塑料袋中打包出售。部件的另一个来源是整修后的工厂生产线上淘汰的部件，或者只有一个零件未能通过检测的印制电路板。苹果手机的主屏幕按钮、无线芯片、三星屏幕、诺基亚母板等，这里无所不包。黄指着一袋芯片说，这些在美国街头能卖到5万美元，而在这里仅售500美元。这些芯片不是单个售卖，而是论斤卖。

　　谁会成斤地购买芯片？那些生产“新”手机的小工厂。当它们缺少零部件时，就会成袋购买，以维持生产线运转。你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购买的“新”手机的零部件就很有可能是在深圳“循环”后的零配件。

　　这些零配件的其他客户群是那些修手机的人。手机维修包括更换屏幕等简单的修理，也包括完全组装。你甚至可以买到全部由废弃零件组装的整部手机。

　　在参观完这个市场之后，该小组还参观了笔记本电脑、电视等产品的市场，然后又去了另一个类型的市场。这里有“SVMSMUG”牌子的手机以及其他外形与知名品牌相似的手机。然而，更让人感兴趣的却是那些与市面上的手机完全不同的产品。钥匙链、手提式录音机、小型汽车，发光款、闪光款等，这里充满了你可以想象到的每一款手机产品的迭代形态。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由所谓的“山寨”工厂设计的。“山寨”工厂最初主要是制造市面上的手机的仿制品，但因为地理上邻近制造业生态系统，后来成为创新工厂。它们能够获得工厂资源，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获知所有大型手机制造商的商业技巧（和商业机密），车间里便有人出售这些大牌手机的电路图。

　　另外一项令人惊讶的是成本。最便宜的智能手机的零售价仅为9美元。是的，9美元。这在美国甚至都设计不出来，能做这些的只能是那些指缝中带有模具润滑脂、精通制造设备、了解最先进和高端手机的工程师们。

　　在深圳，在家人、朋友和可信赖的同事组成的复杂网络中，可以有选择地共享经营理念和商业机密。这很像是开源，但其实并不是。从盗版向独享知识产权的转移并不是新鲜事物。19世纪，美国出版商明目张胆地侵犯版权，直至美国本土出版业发展壮大起来。日本复制美国汽车公司的产品，直至其发现自己已经居于领先地位。看上去，深圳也类似一个生态系统从追随者向领导者转变的关键节点。

　　当小组访问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时，他们看到了一家已经居于领先地位的公司。该公司生产了幻影系列四旋翼无人机。大疆创新是一家初创公司，以每年5倍的速度不断增长。它研制的无人机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其拥有的专利数量也排在中国前10名。该公司明显受益于那些工厂的经营理念，但同时也明白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大疆创新集合了硅谷初创公司的创新思维和小组参观过的那些工厂的经营理念。

　　小组还参观了一个生产数百万部高端手机的工厂。这里所有的零部件都是由机器人在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仓库中运送。整个流程和设备都是顶级的，其精密程度可以媲美全球任何一家工厂。

　　还有一家规模很小的车间，可以组装十分精密的电路板，产量只有个位数，价格却相当于每个月的有线电视账单的费用，原因在于他们完全是手工制作。他们用手工的方式将肉眼依稀可见的芯片置入电路板，无须显微镜，也无须放大镜。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掌握的点焊技术，只有价值高达5万美元的机器才能做到。黄推测，他们主要靠感觉和肌肉记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制作的过程非常流畅，令人惊叹。

　　伊藤穰一和他的朋友们接着参观了PCH国际公司，这里的供货源源不断，工人及时组装、打包、贴标签然后发货。以往，商品从工厂到商店需要三个月，现在只需要三天商品便可抵达世界各地。

　　他们还参观了哈克斯硬件创业加速器（HAX Accelerator），这是一家位于园区中心位置的硬件孵化器，老板是两名法国企业家。

　　该小组在这些公司所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订制50枚闪闪发光的由计算机控制的“火人节”徽章的小车间，到吃着巨无霸重新组装手机的工人们；从机器人运送零部件的整洁房间，再到一排排的表面贴装生产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全球大多数精密制造企业云集于此的原因。然而，正是整个生态系统催生了众多工厂。同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的经营理念使得这个地方能够生产任何产品，无论工厂规模大小。

　　正如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再造一个硅谷一样，在访问深圳4天后，伊藤穰一相信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再打造出这里的环境。深圳和硅谷都有一种“魅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资源和知识，两地都是活跃的、充满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职业道德和经验的基地，其他任何地区都难以复制。其他地区也有它们的优势，波士顿或许能够在硬件和生物工程学领域与硅谷一较高下；拉丁美洲和非洲或许能够在某些资源和市场方面与深圳相媲美。然而，伊藤穰一认为，就像硅谷一样，深圳已经成为一个如此“完整”的生态体系。相比与深圳竞争，我们与深圳建立联系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只有接受推动深圳发展的理念，我们才能够与深圳相竞争，甚至是拥抱风险，愿意承受失败并从头再来。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公司而言，这像是倒退，又回到了我们曾经历过的摸索阶段。或许是这样的。然而，在这个时代，存活并繁荣发展同样重要，创新中的安全已经不再是优势，敢于冒险对于公司和经济的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

　　附言：低买高卖

　　你是怎样投资赚钱的？低买高卖。我曾经询问一名投资股票的基金经理，如何挑选投资对象。他说：“我投资大公司，没有风险的大公司。”实际上，任何事都有风险，人们需要明白的是风险在何处以及风险爆发的可能性，这样才能评估一只股票的价值。

　　例如，如果我知道杰夫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工作领域也是我熟知的，我可以比其他人更准确地评估这笔投资的机遇与风险。我可以比那些不了解杰夫或该领域的人花更多钱买股票，因为看上去他们面临的风险比我大。当杰夫的公司取得巨大成功并上市，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或许就是我该卖出股票的时候了。包括日本那名基金经理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说：“看！多有前景的一家公司！怎么会有风险呢？价格还会上涨。”公司的情况或许比我最初投资时要好，但人们可能会低估风险，高估机会。这只股票价格可能被高估。

　　换句话说，你必须了解风险，承担风险，但同时也要低买高卖。了解风险能够使你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因为风险一直都在。

　　那些想要在项目运营良好的时候接管并在项目已经走下坡路的时候依然坚持的人是“高买低卖者”。那些大学时就读热门专业的学生通常会在毕业时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该行业通常也会开始走下坡路。人们经常会取笑日本一些顶尖大学的录取情况，认为这是追踪某个行业未来走向的参考。

　　高等教育中的“低买高卖”，是指要努力找到一个新兴领域，你在其中拥有一定的优势和热情。这或许会有风险，但你会有更大的可能性跻身这一新兴领域的顶端，面临较少的竞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至少依然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除了“低买高卖”之外，风险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当创新成本变得很低时，努力提高成功率要比减少损失更为重要。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要花费更多用于投资价值而非尽职调查，不要为了挽回一项投资而投入更多的资金。除此之外，还要保持乐观，培育你的投资组合中的赢家。

　　随着创新成本的不断降低，让公司运转起来的初期投资额通常会很少。当资金短缺、初创成本增加时，拥有资金的人会有更大的权力。但现在，拥有好产品和好团队的连续创业者通常会在硅谷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伊藤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