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你自己”

　　一个人如果能非常准确的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艺术上能认识自己，则尤其困难。然而，一个文学作者，必须找到认识自己的途径，才能发挥自己的创作优势。

　　这个认识，不是我凭空臆想而来，是通过自己创作实践摸索到的。记得“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我正在山西临汾地区文联工作。由于冰河解冻，大地春回，我被封闭了多年的创作欲望，如地火岩浆喷发而出。1978年我先后在《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发表了两篇“重新亮相”的短篇小说——《女瓦斯员》和《洁白的睡莲花》。这两个短篇写得十分吃#两篇万把字的东西，竟写了有三个月之久，写废了的稿纸在书桌上堆得老高老高的。当时，我一度很苦恼，甚至认为自己“江郎才尽”，难以再从事文学工作了。

　　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创作逆转现象，当时我没能剖析清楚，今天回首一望，则一目了然了，这就是因为对自己缺乏认识之故。70年代尾声，我已经是个走过20年漫漫驿路的人了，尽管童心尚未完全泯灭，赤子的感情没有被严酷的生活吞噬；但由于承受生活大浪的冲击，我的文学志趣和艺术感受，都随着生活主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和发展。自己当时不认识这一点，强使自己的作品，重新回归到50年代的格调上去，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我非常崇敬我的启蒙老师孙犁同志。在我看来，孙犁同志是中国文坛群峰中的一座奇峰，我从主观愿望，非常希望能够步老师的后尘，沿着50年代的路走下去。可是生活对我这只笔进行了制约，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似难以描写我所经历的那些蹉跎岁月。我苦恼、我彷徨，我面对着那堆废稿纸进行了严肃的自省：我回忆起1975年，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我在劳改农场的一间小屋，用了七八个劳动之余的夜晚，写出了六七万字的中篇小说初稿《流星》；现在，创作条件好了，写篇短篇小说何以如此吃力？我终于找到答案了，生活使我的艺术气质变格，我若再沿着50年代的路走下去，就是削足适履了。

　　这个自我认识，使我创作思路顿开，从《大墙下的红玉兰》始，一发而不可收。当然，我这几年的作品中，还带有50年代风格的印痕，但作品的主旋律，却和青年时代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所渭“认识你自己”，包罗的内涵很丰富。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仔细地掂量你的生活库存：是荆条的编筐篓，是粘土的烧磁器。1卯3年8月，我在一本地区刊物上读到一篇题为《渔翁之意》的小说，推荐给《小说选刊》转载了；事后作者给我来信，提出要精读我的作品，走我的创作道路。我当即给这位作者复函：你我艺术气质很不相同，你的文采很近似邓友梅同志，你还是对他的作品多下些功夫，也许会有所收益。

　　这决非我的谦逊，而是肺腑之言。意思不外是让他认识自己，以免他在创作上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