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时局纷乱

　　邹廷弼与黄瀚丞跟着田劲夫走进兵营宿舍，卫兵端来热茶，田劲夫坐行军床上，架起二郎腿，与两位商人谈天说地套近乎。

　　黄瀚丞心中无事，倒也罢了，可邹廷弼一听说赵北就这里，早就心不焉了，有一句没一句的跟田劲夫聊天，心里却琢磨见了总司令的面后如何解释前段时间的事情，毕竟，赵北是向他的信诚银行投资了五十万现大洋的。

　　“总司令为何驾临武穴？”邹廷弼收敛心神，小心翼翼问了一句。

　　“视察水利。眼看着汛期就要到了，这长江防洪马虎不得，前几天从德国、荷兰请来几个水利技师，到了武汉后就嚷嚷着要巡视长江，正好前两天几位同盟会、光复会的革命同志要回东南，总司令就借着送他们的机会领着那几位外国水利技师从汉口启程东行，走着看着，前天走到武穴，与那几位革命同志分手之后，总司令带着那几个洋人到江南边的兴国洲查看地形去了，那几个洋人说了，那地方以前是个湖泊，是蓄洪用的，可是后来被百姓围湖造田，湖泊消失了，虽然那地方现是鱼米之乡，可一旦长江发了洪水，那地方第一个遭殃，所以啊，总司令是想未雨绸缪，将那地方的百姓迁移到地势高的地方去，可是百姓们不干，总司令只好取下策，领着当地的保甲长挨门挨户的点壮丁，让他们村外修筑一道土堤，好歹抵挡一下。昨天早上我被一条土狗给咬了后脚根，只好回来修养，现总司令还兴国洲，说不好啥时候才回来。”

　　田劲夫边说边拉起裤脚，露出脚上的绷带，邹廷弼和黄瀚丞这才明白他为何走路一瘸一拐。

　　“总司令心系百姓，实为我辈楷模。长江的水患虽让人担心，但和那淮河一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邹廷弼连连叹息。

　　“是啊，总司令也说了，淮河才是中原百姓的大患，但这说到底，还是黄河的问题，当年要不是元朝皇帝乱修运河，黄河也不会夺淮入海，要说这鞑子皇帝就是蠢，不管是元朝的还是清朝的。”田劲夫一本正经的点着头。

　　“那几位洋人看了这一路，有没有出谋划策？今年长江是否有大汛？”黄瀚丞急忙问道，虽然他经营拆货业，可同时也是大地主，不仅家乡咸宁拥有数百亩良田，其它各县也拥有不少田产，这些良田很多都长江边，收成、田租都与长江息息相关，不得不多留心这方面的信息。

　　田劲夫说道：“洋人又不是神仙，怎么这么快就能说长江发不发汛？洋人判断汛期就是依靠观测，什么温度、湿度、降水量、气候带，这些洋人的玩意咱们现基本上一样都没有，就靠洋人技师带来的那些机器，根本就说不好长江发不发汛。再说了，长江几千里长，沿江省份不止湖北一省，这长江的防汛不是一个省能干得好的，只有等将来全国政令统一之后，才说得上治理。不过洋人倒是建议长江上游修筑堤坝，一则蓄洪，二则发电，一举两得，总司令也很赞赏此议，总司令说了，等将来中国有了资金、技术，咱们就宜昌那里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将来国家安定了，那里发的电就能点亮华中好几个省的灯泡了，黄河上也要修建堤坝，那样一来，不惟黄河水患消除，就连淮河也能伏帖下来，中原百姓的日子才会安定。不过现军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资金也不好筹集，所以这大型水电站短时间是建不起来的，只能先从小水电站开始建，现四川那边正勘探，总司令打算先四川建几座小型水电站，一旦建好，既能发电供给工厂，也能蓄洪防洪，还能灌溉农田，都是利国利民的事业。”

　　“修水电站治水患？倒是别出心裁。”邹廷弼赞叹道。“前些日子，鄙人拜会张季老，得知他也有修治淮河造福百姓的夙愿，只是一直无人主持，如今袁大总统坐镇北方，邀张季老北上辅政，若是顺利的话，或许淮河修治为期不远。”

　　“袁世凯？”田劲夫苦笑。

　　“袁世凯是指望不上的，那个人现正忙着算计怎么收拾南方革命派呢，不打仗就谢天谢地了，指望他出钱出力修治水利？那还真不如指望风调雨顺，海龙王不来捣乱呢。”

　　田劲夫说得大大咧咧，邹廷弼与黄瀚丞只能唯唯诺诺几句，袁世凯的坏话他们是不敢说的，要说，也只有这些手里拿枪、背后拖炮的武夫敢说。

　　袁世凯要裁撤南方军队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虽然正式的命令尚未下达，但只要是有点学识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强势人物上台之后，必然要大肆剪除异己力量，扶植嫡系势力，现是袁世凯做总统，所以要裁撤南方军队，如果换了南方革命党人做总统，只怕被裁撤的就是北洋军了。

　　说到底，就是南北两派势力的争权夺利，百姓夹中间，也就瞧个热闹算了，除此之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战争不要自己身边爆发。

　　袁世凯对共和军还是格外“大方”的，给了共和军两个师的编制，甚至连兵种都没限制，不过目前共和军仅正规部队就有七个师，如果按照袁世凯的裁撤计划，那就得缩编一半以上兵力，这还不算那些革命卫队。

　　可另一方面，北洋军却大肆扩充兵力，据说已从以前的六个镇扩充至了近十个师，虽说时间紧迫，滥竽充数，可总比南方那些由会党演变的革命军强些。

　　凡事都要讲个公平，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患寡，患不均”，袁世凯如此明目张胆的厚此薄彼，也难怪南方军人有意见，士兵要吃饭，军官要升迁，都离不开军队，离开了军队他们什么都不是，甚至连租界混日子的会党都不如，如此，谁能没有怨言？

　　所以，这裁撤军队的风声一出，南方革命党人顿时群情汹汹，哗变也闹了几场，虽然很快被弹压下去，但这局势却是越来越紧张，由于洋人拒绝将海关收入余款拨给南方各省，也不许本国商人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无论是同盟会武装还是光复会武装，都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军饷问题，为了筹集军饷，南方一些省已开始向商人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什么“光复捐”、“建国捐”、“灶捐”、“锅捐”，甚至连乡农进城挑粪，路过城门口的时候还要交纳“粪捐”，比前清时候的捐税还多，可以说，能够想到的名堂各地的“都督”、“司令”都已想到了，古人所谓“涸泽而渔”，便是这种景象。

　　这种沉重的压榨下，各地商民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革命之后的兴奋感渐渐消失，内心里都有些巴望着袁世凯早点将南方军队裁撤，免得这些丘八土皇帝赖当地不走，所以，从民心民意上来说，南方军政府有些失分。

　　为了防止那些都督、司令勒到自己头上，上海的商会已经召集了会议，主动邀请北洋军开进上海，至于上海光复的功臣张士珩，则已经调到北方任职了，“北洋之龙”王士珍以江北提督的名义兼任上海市长，原本以“援申”名义开进闸北和南市的闽军也被“请”出了上海，灰溜溜的开回了福建。

　　作为报答，上海商界踊跃购买北洋政府“公债”，短短数日工夫，已为袁世凯筹集到了近百万银圆的巨款，这些款项毫无意外的变成了日本的步枪和大炮，继续增强着北洋军的实力。

　　南方的革命党人也看到了危机，但若想叫这些提着脑袋造反的人束手就擒，却也是缘木求鱼，为了摆脱危机，革命党人一面加紧清理财政，杜绝军队私自派捐，一面加强与湖北共和军方面的联系，试图向财政较为宽裕的共和军政府请些协饷，解决燃眉之急，同时积极筹备联合政党，准备用国会斗争手段维持南北力量平衡。

　　北方咄咄逼人，南方步步为营，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那么南北之间迟早一战，这是所有激进人士的共同看法，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由谁来打第一枪？

　　时局纷乱啊。

　　邹廷弼只能心里哀叹，北方的袁世凯是棵大树，可偏偏这棵大树瞧不上他这个小人物，共和军虽然瞧得上他，可就是实力不如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目前还无法号令全国。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共和军无法号令全国，北洋集团现也同样无法号令全国，现南北虽然名义上统一了政令，可实际上还是各自畛域，袁世凯名义上是全国领袖，可实际上他的影响力也只局限北方，南方只能控制江苏一带地方，南方实力派基本上都以共和军为榜样，以种种借口阻挠中枢政令地方上的实施，都是自行其事。

　　应该说，这个中枢与地方的权力较量中，共和军总司令赵北隐然已成南方实力派的“精神导师”，他怎么干，那帮地方实力派也就跟着起哄，他打着“蕲州惨案”的幌子拒绝向中枢拨付地方税款，南方各地实力派也有样学样，拒绝将控制手里的地方税款交给袁世凯，而且也是打着同样的爱国旗号，袁世凯偏偏无可指责，也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控制洋人手里的总税务司截留关税，以牙还牙，虽然很有效果，可是此举却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摩擦。

　　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看来，赵北的举动就是“跋扈”，可是另一些人眼里，这却是一种野心、雄心，一种不甘屈居人下的蓬勃朝气，这种蓬勃朝气恰恰正是乱世之中崛起于群雄的必要条件，无论你是奸雄也好，无论你是英雄也罢，缺少了这种蓬勃朝气，你就永远不可能问鼎天下。

　　总司令就拥有这种蓬勃朝气，共和军也拥有这种蓬勃朝气。

　　这种蓬勃朝气的激荡下，问鼎天下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