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驾驭之力：自觉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

　　第四个问题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不同？有没有特殊属性？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老教授搞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后来转向新自由主义。他说市场就是市场，铁路就是铁路，还能分社会主义铁路还是资本主义铁路吗？我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首先，犹如人与石头是两类根本不同的东西，怎么能类比呢？其次，即便铁路是工具也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铁路掌握在人民手里就是社会主义。上面那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首要的一条就是所有制关系，就是市场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特别是大垄断资本主义，它的交换是不等价交换，是为资本家赚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基本制度的主体，国有经济是第一主体。国有经济影响和控制了我们的经济命脉，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类型，它为共同富裕服务。所有制不是唯一的因素，决定市场经济的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要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面就讲到了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最高形式的市场经济，是因为它既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能有效克服它的缺陷，使得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有机结合，发挥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两种优势，并形成合力。为此，就必须在利用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认识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

　　最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进行探索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晚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做了下面的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做了明确的界定，也可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内涵。

　　这可概括为四个结合：第一，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坚持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国有经济为“第一主体”。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供给主体、需求主体、投资主体、利益主体、产权主体，从而也必然是交易主体、竞争主体和自我调节（微观调节）主体。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包括以私有的大资本股为主的股份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公有制企业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而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干，它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就是说，它的主体地位高于其他公有制企业，起着主导作用。离开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单纯而笼统地讲市场经济，必然走向私有化，势必改变基本经济制度，滑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必须同人民民主政权结合。一是政治方向、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等，受人民政权的全局规导；二是经济上受人民政府的宏观调控。邓小平所说的计划与市场都得用，这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应当把宏观调控放在导向地位，防止和克服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使市场有序进行，而不能搞乱。多年来证明（特别是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的计划性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和运行的基本条件。第三，市场经济必须和党的领导结合。党领导一切，同样也要领导市场经济，把握它的方向。邓小平在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明确地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 ‘四个坚持’。没有这 ‘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做了明确的论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特征，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经济层面上理解，可以说党的领导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特征”。第四，市场经济必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伦理文化，必须始终反对新自由主义。

　　在30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做了进一步升华，即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上升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重要判断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制度保障。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开放促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判断。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可做这样的表述：在社会主义全面治理的框架内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正能量、抑制其负能量，使之协调、稳定地运行，并与科学技术结合，获取最大的综合效益，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服务。如果让资源配置机制更加科学化、现代化，我们认为还应加上科技元素，构建“市场主导（方向）、市场主配（微观层面）、科技主引（引领）”的三元机制。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活力与缺陷的并存，权衡利弊，总是利大于弊。驾驭市场经济，必须兴利抑弊（根除是不可能的）。然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消除这一系列问题。而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要正确利用市场经济，则必须从根本上形成“成套设备”（邓小平语），使之在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中运行，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特性，实现整体长治久安。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同时要警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央一再号召我们党要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掌握它的特殊规律，尤其是削弱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它也会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化。在这里，两种市场有一个共性与个性、通融性和排异性的关系问题。比如，有许多范畴成了共性的，“资本”最明显。原来资本专指私人资本，而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则增添了“公有资本”，即增殖价值的价值属于公有，为公有制服务。而且私人资本与公有资本又是可以交换通融的，二者可以转换。这就增加了复杂性。可用图1加以说明。

　　图1 两种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

　　共性是两种市场经济通融性基础，现阶段主要有五点：（1）机制相同；（2）手段工具相同；（3）存在大量私人资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强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5）意识形态的某些融通。个性则是排异的基础，现阶段主要有四点：一是制度优势的主导作用；二是利益的抗衡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人民共同利益的强势）；三是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公有经济的实力；四是执政党和人民政权的坚定性和主观能动性。二者的通融性往往是自发的，排异性则主要靠“自觉”。目前通融性暂时占优势。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忘记了“社会主义”，就必然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大讲市场经济却不讲“社会主义”，不讲决定市场经济性质的那些因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就会无形中借机发酵，两类市场的相通性就会扩展资本主义个性，吃掉社会主义个性，特别是世界传统的市场经济势力十分强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会“和平演变”一样，它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滋长，如同“和平演变”的酵母，侵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党的肌体，其风险是巨大的。我们必须自觉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既要让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释放活力、动力，又要防止它在性质上的改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