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过一篇有关周作人历史的文字，受到诮议，嘲之曰“奉旨骂贼”。其实，既是贼，奉旨骂，或者，不奉旨骂，又有什么关系？只要骂的这一位，确实做过贼骨头，骂就没有错。举例而言，总不能因为这个贼的面孔长得标致，你爱之弥切，喜之弥甚，就容不得别人骂他。或者，也不以因为这个贼写了一手漂亮毛笔字，你欣赏备至，五体投地，就要我们忘了他的贼身份。

　　贼就是贼，一定要把贼当神仙供，“天地君亲师”后加上这个“贼”，香火供奉，那是个人自由；但不许别人讲这个贼的一句坏话，那就是霸道了。孔夫子早就说过：“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总不能因时代“进化”，思想“解放”，到了对汉奸、卖国贼，人人必得“捧”之的地步吧？

　　清人刘声木在其《苌楚斋随笔》卷二《南宋邓肃等论杨雄》中讲道：“杨雄，后世以其能文，极力为之文过……好其文，并及其人，欲使其弥天罪恶消灭于无形。其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居心尚堪问乎！”看来，因其能文，而为其文过者，古已有之，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新鲜感了。

　　中国旧时文人，都讲“道德文章”；从理论上说，文人的“道德”和“文章”，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或尽量做到统一。但是，几千年来，相当多的人并不“道德文章”，甚至更有文章甚好而道德极差的文人。怎么办？一般都采取不深究的办法，只当看不见，何况中国人有隐恶扬善的美德。

　　对于当汉奸的周作人，其实大家一直心照不宣，向来是道德归道德、文章归文章分开来看他的。五十年来，相安无事，大家也约定俗成，作如是观。近年来，忽然发现这是一座“金”矿，出版他的书，可以卖钱，于是猛出；写他的文章，可以得稿费，于是猛写；为他鸣冤叫屈，可以捞一顶“拨正反乱”的桂冠，于是猛来劲。

　　本来是个粪桶，盖住了，掩鼻而过，也就拉倒。偏要插进搅屎棍去，于是，恶臭熏天。这就是时下在周作人屁股后面，那班老的少的拥簇者做的“好”事。

　　本来，过分侈谈他文章如何的好，竭力忽略他道德实在的差，已经相当违背客观事实，混淆视听。迩来，更是变本加厉，金身重塑，香火供奉，连他那段当华北伪政府教育总监、为虎作伥的丑史，也因为文学行情看好，跟着要改写，那就真是岂有此理的混账了。

　　贰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够可耻的了。汉奸，比贰臣更遭人唾弃，更让人痛恨。因为贰臣只是叩了上一朝皇帝的头后，转过脸来又向下一朝皇帝山呼万岁而已，虽然这种迅速的转变很不要脸，起劲地向新主子献媚，令人恶心，但在罪恶的层次上，比起当东洋或西洋的哈巴狗之流，或许要差池一些。因为，贰臣过了几朝几代以后，丑恶的色彩相对淡化，而中国人对认贼作父的汉奸，是永远也无法宽恕的。

　　这也是以往抗日题材影片中的维持会、新民会、皇协军、翻译官这类俗称“二鬼子”的角色，为什么无一不被刻画到坏得流油，无一不让人恨得牙痒的缘故。有时候替编、导、演想，难道不怕落入脸谱化、程式化的窠臼？后来，悟通了，对于中国人来讲，像汉奸这样的话题，是做不得翻案文章的。涉及到民族感情、国家尊严，人心所向、全民认知的原则问题，则尤其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

　　80年代初，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试图突破，想出出抗战题材之新，写出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来，讲述一个被日本鬼子强奸了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出来的孩子的故事。剧本的最初标题，颇为直露，就叫《孽种》，冲这两个字，大概也就想像出会有些什么情节了。这是一个令人从生理到心理都感到很不舒服的题材，听说，后来改了，如何改，改得怎样，也就不知下文了。

　　显然，此公这部电影文学的构思，是受到西方时尚流行的影响或者诱惑。当时，重新思考战争和战争中的人性，成为文学和影片正当令的题材。于是，洋作家、洋导演，出了这样一个畅销的名堂以后，可怜的扁脸黄皮的中国作家、中国导演，也就跟着“克隆”。反正咱们中国地大人多，要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要什么人物，有什么人物，准还能学得像模像样。

　　这类作品，说得好听些，叫借鉴，说得不好听些，叫模仿，是那些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更缺乏自信心的文学家、艺术家偷工省力之举。但是，老兄啊！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你身体里流着的是中国人的血脉，总不能数典忘祖。这祖，就是血管里数千年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价值观。外国人或许能够容忍这个“孽种”，中国人、至少那些尚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对这个“孽种”，会感到堵得慌。

　　中国人不但对于外国，甚至对于外族，乃至于对于同一族群的不同阵营、不同集团、不同派别，也会泾渭分明、党同伐异、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我们都读过《三国演义》，关云长土山失利，讲好了条件，降了曹操，虽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未能打动他。最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还是过五关、斩六将跑了出来。即便如此，他的义弟张翼德还要斩了他呢！

　　有出戏，叫《古城会》，就写的这段故事。无论如何，投降，是事实，大节亏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关云长一下子找不到感觉，那西皮流水也真是唱出了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呢！只此一点，便了解“汉贼不两立”的精神传统，在这块土地上，是何等的历史悠久，又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中国人，其实很讲中庸哲学，独独在大节上，非常之绝对，绝对到了不间毫发的地步。

　　这种断然不能容忍背叛变卖行为的绝对精神，确实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态。这是和几千年来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太多的灾难、人民受到太多的痛苦有关：改朝换代的血风腥雨，异族入侵的战乱流离，外国侵略的屠杀毁灭，每当老百姓成为俎上肉任由宰割的时候，总有这种食同胞肉的引狼入室者，喝同胞血的为虎作伥者，雪上加霜、火上加油地使苦难加番。

　　我记得《孽种》剧本问世后，当时，从上至下都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这类题材的影片在外国，也许可以拍，但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死了两千万人的中国，大概是很难可以的。所以，想把周作人树为新圣人，或者说他是个好汉奸，会被人看做是丧心病狂的行为。即使把鲁迅打倒一千年，一千年后，周作人仍是汉奸，而鲁迅仍然是民族精神的火光。

　　如果有人修《民国史》，周作人未必能进得了《贰臣传》，因为贰臣只是效忠了上一朝以后，改换门庭又为下一朝卖力。若真有这部第二十六史的话，周作人应该是与溥仪、王揖唐、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贼一起，在《汉奸卷》中就位的。

　　翻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么？奸臣曹操不是翻了么？但汉奸、贰臣、佞幸、叛逆，是不容改写，也无法改写的。只是可以把这一页搁置起来，但做手脚想把这一页扯掉，大概很难。记得大清王朝鼎革之际，不得不对前朝降过来的武将洪承畴、文臣钱谦益之辈，优礼有加，尊让三分，待以上宾，共襄国是。那时，入关后立足未稳的多尔衮，把洪某视作股肱，委以心腹；孤军深入江南的多尔衮之弟多铎，对钱某所以客客气气、温文尔雅，都出于一种政策需要。抬举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笼络人心，对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是有好处的。

　　一般人不会这样考虑，当时，确实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跑去问洪承畴：“将军啊，崇祯已经当你为殉国英雄，举朝公祭过了，你怎么还活着为新朝效力呀？”当他被清政府封为亲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际，想不到他老娘一顿拐杖劈头劈脑打来，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家只有明朝的总兵，没有清朝的将军！”这种节义观，也许对拥护周作人的信徒来说，一无可取之处。但正是这种人格上终始如一的要求，是中华文化传统维系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精神基础。

　　百年过后，大清王朝政权稳固，江山坐定，于是，历史又回复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一是弘历整顿风气的政治措施，认为应该提倡人民对当朝的忠诚不贰，不能鼓励臣下朝秦暮楚的变节行为；二是中国文化中这种“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视贰臣、汉奸、卖国贼为大恶的水火难容的心理。于是，乾隆推翻了他先人赐予这些降臣的谥号、袭封、恤典，并对国史馆编撰们发出指示，洪承畴只配放在《贰臣传》中，而钱谦益，在弘历眼中要更不值钱些，说此人在《贰臣传》中还得次一级，只能放在乙编。

　　这或许就是对于中国文人特别苛求的不幸命运。

　　其实，清政权建立之初，不知用了多少明代的降官降将，但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却总是盯住这期间的几个文人不放，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洁癖在起作用。一方面，“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称得上是风流倜傥的文学“明星”、聚光焦点；不愧为显赫一时的文坛的领袖，众望所归。于是，人们的期望值，就水涨船高，有理由要求他们做出高风亮节的举止。一方面，白头少年钱侍郎，陪骑白马，作戎装的美人柳如是，招摇过市；生性狂纵的龚少卿，掷金一千五百两，娶得名妓顾顺波，金屋藏娇；风流蕴藉的吴太史，一曲陈圆圆，传遍了大江南北，洛阳纸贵……风头出足，风光无限，人们艳羡之余，难免产生“木秀于林”的危机。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既成“明星”，就免不了有“明星崇拜”，这是古今同样的道理。有“明星崇拜”，就有“追星族”。可以想像，这些被崇拜的明星，忽而成为被唾弃的贰臣贼子，如此严重的失落，能不令追星族生出特别的憎恨吗？这恐怕是三位江东名士，成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众矢之的的根本原因。为周作人鼓吹不遗余力者，要懂得这点群众心理，也许就不会枉费心机去涂脂抹粉了。

　　钱谦益受到指责最多，乾隆就带头看不起他，专门写过一首诗，把他奚落一个够。“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普通人对钱谦益的失节，在他生前就当面加以讥讪。“牧翁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士前揖问此何式。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为两朝领袖矣。’”（清·佚名《绛云楼俊遇》）

　　吴梅村略好一点，他还有一点清醒的自省意识，但最后终于剃去明代的头发，留起清朝的辫子，北上为新政权效力时，也被人嘲讽过的。“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清·刘献庭《广阳杂记》）

　　龚鼎孳的名声本来不佳，是个来回折饼，顷刻之间三易其主的走马灯式的人物，更为人所不齿。“李自成陷都城”，还挺赏识这位大文人，给了一个“北城直指使”的官给他做。跟着，清军围城，他一看大势不好，连忙打开城门，投降多尔衮。“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又做清朝的官。有一次，“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讥。”龚鼎孳来劲了，为了讨多尔衮的欢心，“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压根儿看他不起。（《清史稿》）

　　文人末路，一至于此，也怪不得别人，纯系自找的了。

　　因为，与钱、吴、龚同时，或先后的像孙奇逢、陈洪绶、张岱、傅山、黄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朱耷、李颙、吕留良等人，或坚决不仕，或归隐山林，或削发为僧，或反满抗清，也还是能够保持住人格上的完整。

　　正因如此，吴梅村活得并不开心，“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脱屣妻拏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浮生所欠只一死”，从这些诗句中，不难听出他忏悔和自责的心声。他“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的说法，也值得同情。他要求死后“敛以僧装”，不穿清朝的衣衫，石碑上要求刻“诗人吴梅村之墓”，不署清朝官衔，也算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吧？（《清史稿》）

　　钱谦益在北京的国史馆，当了半年编修，托病回到江南，还多方接触当时地下的抗清力量，希望有所作为，也许为了改写自己那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吧？龚鼎孳虽然不很振作，但在奖掖后进、提携新秀、发现俊才方面，倒是不遗余力的，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聊胜于无的自我赎解吧？然而，即使这小而焉之的失节，无论怎样的弥补，也并不能逃脱历史的嘲笑，何况周作人乎？

　　鲁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遗补编〈莲蓬人〉》诗：“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风骨”二字，真是值得为文的中国人深思的。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