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的剥下来，然后塞上草。想像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极凶残的暴君、酷吏和杀人如毛的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法。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所以，鲁迅先生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与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将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称之无赖，倒也恰如其分。老实说，政治家不无赖者也少，非无赖还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们诚笃、敦厚、善良、质朴，无异缘木求鱼。朱元璋登基以后，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野史《草本子》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把元代血淋淋活剥人皮的刑法继承下来，进行他的恐怖统治，其嗜杀成性的恶本质，就非一般的市井无赖的行为了。
所以，赵翼认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盗贼之性”，才是击中了朱元璋的要害。盗贼，就是武装了的无赖，其特性就是无所不为地破坏，就是无时不刻地疑惧，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达到目的。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来自不务正业的社会底层，在压迫下生长，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这种毁灭破坏的欲望，格外过敏的敌意，狡诈多变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恶毒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认为的安全底线时，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虑、最干净利落、最省事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字，杀。从历史上看，不光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质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统治者，其人性中的恶本质，往往无法自控，要杀人，要大杀人，要让刽子手尽量延长被杀者的死亡过程，在无限痛苦中一点一滴地耗尽最后的生命，其惨无比。说白了，“盗贼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兽性。文明多一点，兽性少一点；而文明少一点，或者失掉了最起码的文明，社会便堕入黑暗与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蝼蚁都不如。
这种统治者的残忍，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受难的根源。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无产者，大凡开国之君，要没有一点痞子风格、流氓精神，也难以立国。朱元璋落魄到庙里当小和尚，虽然不好好念经，偷鸡摸狗，明抢暗盗，但划一个赤贫阶级，当无疑问。不贫他会偷吗？刘邦不但不偷，还能在基层政权里当差，拿工资，而且他老爹在乡下有点田地，富农成分总是有的。这两人的受教育状况，史传无记。但刘邦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经得起一试，说明他多少识得几个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会在衣锦还乡时，对众乡亲吼起“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样的顺口溜了。也怪，中国的皇帝都会写诗，连那位没当上正式皇帝的黄巢，也有一首“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诗》。比之刘邦，或者黄巢，朱元璋不免惭愧，借用毛主席的诗形容，自觉要“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一些了。
虽然，刘邦、朱元璋，都具有对于识文断字的人那种偏执的拒绝心态，刘邦还拿过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使用，存心要恶心知识分子一下，这是报他当年“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气出了，也就拉倒了。朱元璋不，他既记仇，又记恨，睚眦必报，打江山时杀，坐江山时更杀，砍头太快，不过瘾，还要“剥皮揎草”，慢慢消遣。
鲁迅先生曰“明则无赖儿郎”，说得一点不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更为歹毒，不但夺了他侄子的江山，还将忠于他侄子的臣属如方孝孺，如铁弦，如景清，“剥皮揎草”。当事人弄死不算，家属也不放过，一并加以收拾。古之株连，可比今之株连，厉害得多。鄙人当右派22年，不幸牵连妻儿老小，但也不过赐以“右派家属”名分，准敌人，不完全是敌人，不让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做人罢了。而碰上明代的无赖儿郎，像大学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后，永乐竟然朱笔批示，将他们的妻女都送到军营里去，让士兵轮奸，要她们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这种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什么玩意？
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盗贼之性”不改，不过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他们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于他所要镇压的臣民时，与流寇在一路屠杀的过程中罔顾一切地无恶不作，那心理状态应当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我想起《孟子》中这位亚圣与弟子告子关于性本善的辩论，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又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他的说法，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人处在一个大环境中，周围什么样，大致决定了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君子多则良性互动，善善相因；小人多则恶狗当道，恶性循环。历史证明，当人性恶膨胀泛滥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会的恶行就汇聚成一股可怕的浊流，祸水所至，人心中的残忍、凶暴、恶毒、乖戾、变态、失常、狂悖、疯癫……诸端的恶，就会冲决而出。
斯其时也，比赛着谁更恶，谁更歹毒，谁更不是东西，谁更王八蛋，谁更吃人不吐骨头，便成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十年浩劫，就是一例，昨天还在课堂里的中学生，今天就成了打红了眼的红卫兵。有的女孩子，用皮带抽人抽成了瘾，成了虐待狂，一天不抽，便没精打采。有的男孩子，折磨他们的老师，往耳朵里灌墨水，往头皮上扎大头针，其招之损之狠，令人发指。更甭提联动那些小太岁了，私设牢房，刑讯逼供，赛似恶鬼投胎，凶神再世，谁落在他们手中，不死也脱层皮。所以，一声令下，本应天真烂漫的十几岁的少年，本应读书上进的二十岁的青年，本应创业奋斗的三十岁左右的工人农民，都投身到看谁更能制造别人痛苦的大比赛中。
类似十年“文革”这样一次性的恶发作，在历史上倒不是什么罕事。但波及面之广阔，参加者之众多，倒真是史无前例。像前面提到过的写《菊花诗》的黄巢，把大唐天下差不多走遍，也比不上“文革”之席卷中华大地，真当得起“波澜壮阔”四字，很难设想，怎么在全国范围内，一下子都歇斯底里地沸腾起来？这也许正如告子所言，人性这东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则得善，倡不善，则必恶。何况，上有好焉，下必甚哉，层层加码，其恶的程度也就愈来愈甚。朱皇帝的残忍，也是来自元末明初战乱中国民的普遍残忍。所以，“文革”中某些偏远地区，发生造反派食人肉的恶性事件，正是这种从上到下，贯之以恶，必然走向极致的结果。这类由文明世界退回到蒙昧部落，成为食人生番的某些败类，虽极个别，也实在是对人类进步的莫大讽刺。
从元人陶宗仪著的《南村辍耕录》中一则人食人记录，也可略知朱元璋残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军嗜食人”，这大环境，这大背景，使得本来具有无赖精神、盗贼之性的朱元璋，放开手来杀人。连人食人，都不以为奇，那么“剥皮揎草”，他压根儿不会觉得野蛮的。根据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知道“剥皮揎草”，有孙可望的官式与张献忠的流寇式之区别。张献忠式为“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而且，“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孙可望式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断至手足，转前胸，至颈，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
张献忠为流寇，杀人无算，由于他是农民起义，属于毛主席所说“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列，只要归入革命范畴，即使人性丧失，乱杀无辜，也就成了革命行径了。在这种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形成的“一白遮百丑”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下，通常都不谴责这些“动力”们涂炭生灵、赤地千里、造成历史大倒退的那些罪行。与张献忠并列的李自成，竟然成为小说中精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员，大谈军民鱼水情深之道，这种很认真的滑稽，也就不以为奇了。
孙可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先是土匪，后随张献忠为流寇，还是张的义子和部将，杀人无算，其残酷是可想而知。不过，他后来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护神，被永历帝封为秦王，但“盗贼之性”不改，“擅杀勋将，无人臣礼”，为御史李如月参奏弹劾。永历帝一看，那还得了，为讨好这位军爷，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还不依不饶，于是，“剥皮揎草”。
两者，都系活剥。但要使受刑者痛苦万分而不死，刽子手还真得有点精于解剖的专业经验不可。否则，皮未剥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鲁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医生对于人体解剖学的“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剥皮而不立毙，凌迟而不断气，磔刑而不露痕，宫闭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就懂得了现代的科学”。这句感慨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临场经验，才有了这种屠夫合乎现代科学的精到。这一切，只能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包括想成为统治者的流寇）之残忍，之凶恶，之杀人如麻，之把人不当人待罢了。
于是，鲁迅先生结论曰：“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孙可望）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其实，明代用此刑，非始于朱棣，据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要说“剥皮揎草”干得最起劲的，那个怀有无赖顽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创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锋。
他的虐杀狂，登极以后，变本加厉，更是大开杀戒。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坐稳江山，如何处理与他在枪林弹雨中共同战斗、生死与共、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一齐革命的同志，是个很棘手的难题。宋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哥儿们从此就养尊处优，闭门谢客，别给我添麻烦，是上策。汉代的刘邦，留其愿留者，如萧何，去其愿去者，如张良，像韩信这样难剃的头，干脆送上断头台，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红皂白，不论亲疏远近，统统一网打尽，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杀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旧交者，莫过于朱元璋，当然，他不是最初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像他这样，连儿女亲家李善长、蓝玉都不放过，而且还“剥皮揎草”，其恶可知。
李善长跟他一起淮右举事，是他的大总管，定都南京后，叙功封王，他定下来，李的功劳最大，置于诸将之上。他说李是他的萧何，无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后，告李与别人串通起来谋反他，于是，满门抄斩。别人无法理解这罪状能够成立，一位御史冒死上疏，说李已经位极人臣，应有尽有，无法再有，即使帮别人推翻了朱，他还能得到更多吗？朱元璋一贯对上书者不客气，稍忤天意，那下场就是人头落地。李善长被杀一年，就敢提出来平反的要求，人们都替这位御史捏把汗。朱元璋这一次一反常态，没有大发雷霆，但也不给落实政策。看来，凡具“盗贼之性”者，错了也不认错，哪怕百分之九十九都错了，他咬住那百分之一，说他永远正确。
而蓝玉，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将元军主力消灭殆尽，余部都驱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帅。但元帅又如何，也以图谋不轨定谳，下场比李更惨，给剥了皮，揎上草，传示全国。这很有一点类似“文革”期间小将们把走资派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的做法。如果哪位红卫兵通过时光隧道，回到洪武年间，把戴高帽、挂木牌、坐喷气式等比剥皮省事的高招，传授给朱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悦的。据吴晗《明代特务统治》引欧阳直《蜀乱》：“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据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证明朱元璋对剥蓝玉的皮，是一点悔意也不存在的。
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李善长案等等，牵连之广，上至朝廷，下至农舍，总计约十万人之多，掉了脑袋，真是杀得天昏地暗，神州变色。惟一例外的：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儿当寡妇，赦了他女婿和外孙三人，不在满门抄斩之列；后案，嫁给他儿子的蓝玉女儿，也幸而未被连坐，这总算让我们看到这位皇帝未泯的一点可怜人性。
商鞅论囚，渭水尽赤，这位残忍的惩罚狂制造的恐怖场面，令人心惊。秦时的渭水，不像现在这样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胁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难。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从王维诗“渭城朝雨浥轻尘”，还可证明那时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养好，一派江水，莽莽苍苍。试想，这位在批林批孔红过一阵的法家，得杀掉多少人，才能将滚滚的江水染红。但一念及朱皇帝动不动诛九族，常常是一村一乡、一姓一族地杀到鸡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惟见十室九空，人烟断绝，白骨累累，鬼影幢幢，那场面之骇人，商鞅又瞠乎其后了。
所以，明代诸帝，无赖儿郎，也还懂得为尊者讳的道理，对开国老祖的残忍，往往避而不谈，若无其事似的；即使偶尔涉及到，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最不知趣者，莫过于海瑞了。尽管他是位清官，尽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节可嘉，尽管他死后了无分文，甚至葬资也赖他人支给，但同时代的文坛巨匠王世贞评价海瑞，说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倒也给这位迂执近腐的海刚峰先生画了个像。
晚年，海瑞被重新起用，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海刚峰起南总宪，到任后，忽设二大红板凳，云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时震骇，以为未有怪事。”这位廉政公署的特派员，觉得按在板凳上打屁股还不足阻吓犯罪行为，于是，竟然不识时务地给万历皇帝上疏，要求“复国初剥皮囊草之制”，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来。
接张居正任宰辅的申时行，是个极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为张居正喜欢的海瑞，不过是俯顺舆情而已。看到他的这份上疏时，肯定哭笑不得，“这个海刚峰啊！”可能劝过他，“老兄台，你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爷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听不进去，正襟危坐，作大任在肩、刚正不阿状。
凡是性格残忍的人，多自以为是，好刚愎自用，这位惩罚主义者到底被送呈大内。果然，时情大哗，御史立刻就劾海瑞“导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钧那天心情不错，只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处分，“仍留供职”，并且为他残忍的老祖宗开脱：“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谓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类是也。”（以上均见《万历野获编》）
不管后代皇帝怎样曲意回护，朱元璋的残忍，是无法抹煞的。从他生命不息、杀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维障碍，心灵上受到过严重伤害的病人，否则，无以解释他无休止地将老百姓，也将官员，更将知识分子，死去活来地折腾的原因了。总而言之，这种求得病态心理发泄的患者，手中多一分权力，人民便多遭难一分。由于他们热衷于通过施虐、报复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历来刑外之刑泛滥，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权力的中国人，把人不当人的残忍，比比皆是，多到连历史学者也索性懒得记载。秦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一句话，四十万人被残忍地活埋，楚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于咸阳，也是一句话，二十万人被残忍地砍掉脑袋。到了朱皇帝，杀人的单位仍以万计，但总量在减少。到了清代，鲁迅先生说：“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虽然文字狱死了不少人，杀人的单位就以千计了。到了民国，就以《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例，统治者一次性的屠杀，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计了。
这种量的减少趋势，不是表明统治者举起屠刀时手软了，而是人类普遍觉醒的结果，也说明了历史必然在不断文明进步的总规律，时代愈远，黑暗愈重；时代渐近，光明渐多。不过，朱皇帝的残忍，虽是一页古老的历史，但也能使我们懂得流动在中国人血管中的残忍基因，并不因为进入文明社会就会消失殆尽，有机会，有可能，估计还会沉渣泛起的。
谓予不信，回头看一看“文革”十年，还不够吗！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