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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〇）魏晋法术之学上

　　汉治自永初而后，纵弛极矣。外戚专权，宦竖窃柄，官方不肃，处士横议，盖自朝宁、宫禁、学校之中，无一以国事为念者。一时通达治体之士，若王符、仲长统、崔寔等，咸欲以综核名实之治救之，当时莫能行，然三国开创之君臣，实皆用此以致治。

　　《魏志》载建安八年五月己酉太祖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皆法家之精义也。《荀彧传》载彧论袁、曹成败，及《郭嘉传注》引《傅子》述嘉“绍有十败，公有十胜”之论，大同小异，疑即一说之误传。二者皆谓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操法令明而赏罚必行。绍任亲戚子弟而好名誉，故多得好言饰外之人；操用人不问远近，赏功无所恡惜，故能得忠正效实之士。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操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比而观之，亦可见曹公之能任法术矣。

　　建安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二十二年令曰：“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注》引《魏书》。顾亭林深加贬斥，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实则后汉之世，士好立名，凡争名者必假饰于外，其才固未可用，其德亦不足称。董昭太和之疏，乃东京末世之俗，不徒非魏武所造，并非文帝所为也。《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谓其“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誉，皆以智策举之”。有负俗之讥无论矣，即简傲少文，亦不利于合徒党，要乡曲之誉。可见魏武君臣，取才皆不尚虚声也。

　　陈寿评魏祖，谓其“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注》引《魏书》，亦称其“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可见其诛赏皆守法而不任情。乃又引《曹瞒传》，谓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此可谓能守法欤？《曹瞒传》又谓“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可见其持法之严。此岂任情诛杀者哉？又曰：“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而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尝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夫罚不加于尊，《春秋》之义，非主簿所能伪造也；军帅不可自杀，亦理势之宜，此而可谓之变诈欤？幸姬不受令，或当诛责，何至棒杀？酷虐如此，岂似持法之人？法贵平，不贵酷也。主廪谷者岂一人，而可先许之而后杀之欤？故知野史之言，失实者多矣。

　　《马谡传》谓谡下狱物故，诸葛亮为之流涕。《注》引《襄阳记》曰：“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此与魏武之垂涕嗟痛，终无所活，可以参观。《亮传》谓亮“庶事精练，物理其本”，《上诸葛氏集表》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极。”而《魏志注》引《魏书》，亦谓太祖“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又可见其殊方而一揆。《诸葛氏集》，有《计算》《综核》两篇，《表》曰：“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注》引《袁子》，谓“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凡能成大业者，未有不勤于细物者也。岂有从容暇豫，而自以为知体者哉？

　　《季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曰：“亮尝自校簿书。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躬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夫此位分之体，岂亮之所不知？而如是者，危邦之政，固不可以平世之事为例也。

　　《费诗传》：降人李鸿诣亮曰：“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故知持法平者，虽背逋之人犹信之，岂有释法而任情者乎？《魏志》曰：太祖讨袁谭时，“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毋为吏所获。”则执法自有其人，非废法也。

　　廖立垂泣，李平致死，何施而得斯于人哉？习凿齿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亡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李严传注引》。今案陈寿《上诸葛氏集表》，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注》引《袁子》亦曰：“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异口同辞，必非虚语矣。陈寿又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夫劝戒在先，而后以刑诛其不顺者于后，则非不教而诛者矣。此习凿齿所谓“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者欤？故知义以断事者，未有不以仁心为其质者也。

　　张裔之称诸葛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张裔传》。法不以远近贵贱而异，所谓平也。陈寿之称诸葛氏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陵弱。”此又其不遗乎远之效也。袁子言亮军之能斗也，曰：“蜀人轻脱，亮故坚用之。”两汉之世，民风以蜀为最弱，读司马相如《谕巴蜀檄》可知。而亮能以之为强，其道何由？则“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不顾”而已。谁谓治戎与理民，有二道哉？

　　《吴志·陆逊传》：上疏陈时事曰：“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宏规也。” 是吴大帝之用法，颇失之严，不如诸葛之平恕矣。《魏志》：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毋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注》引《魏书》载曹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是魏武用法，颇能下逮于民，非徒督责官吏而已。其能国富兵强，岂不以此欤？

　　《蜀志·吕乂传》：“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以诸葛亮立法之备，用法之严，而身没之后，奸巧遂作。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岂不然哉？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