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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三）治都邑之道

　　《南史·王俭传》：齐太祖以都下舛杂，且多奸盗，欲立符伍，以相检括，俭谏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凑，必也持符，于事既烦，理成不旷，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乃止。以不检括示广大，实非为治之道。俭所以不欲为符伍者，盖亦虑奉行之吏藉此扰民耳。

　　治都邑之道，能改变社会之组织，以立治化之基，上也。此义也，汉之翼奉等尚能言之。魏晋而后，无敢言之，亦无能言之者矣。任明察之吏，以诛锄强梗而安细民，其次也；坐视强梗而莫之惩，斯为下矣；妄纵逻辑以扰下民，则尤不足齿数矣。《魏书·刑罚志》：高宗太安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测，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官氏志》谓太祖制定官号，以伺察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则其所由来已久，此时特加厉焉耳，百官为所困扰，何况细民。此明代厂、卫之伦，又非孙、刘校事之比矣。高祖太和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衢，吏民安其职业。此则今警察之职而已。

　　警察之职，所重者亦在摧锄豪桀，防喧斗于街衢，抑其小焉者也。《魏书·甄琛传》：琛迁河南尹，表曰：“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方代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浑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凡使人攻坚木者，必为之择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坚木，盘根错节，乱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坚之利器，非贞刚精锐，无以治之。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讼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请取武官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之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诏曰：“里正当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谦之传》：除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此二疏，可见都邑为治之概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