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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四）募兵之利弊

　　前汉时国威极盛，东京以后，稍以衰替，实由于民兵之废。规复民兵，固为久长之计，然设行之不善，则又有转致骚扰者。杜畿谲卫固曰：“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是也。《三国·魏志》本传。太祖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吴志·孙策传》：“策说（袁）术乞助（吴）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此募兵易得之效。《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言：袁谭在青州，“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此名为召募，实同征发，非召募之罪也。《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丧乱之世，只虑民之易动耳，不虞其不可得也。募民固非经久之计，然犷悍之民，亦宜有以教之。而其性既习于犷悍，欲化之以善甚难，不得不束之以严，欲束之以严，则莫若束之行伍之中矣。计民之为兵，必二三十年而休之，则年稍长而气稍衰；使在行伍之中，果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性已稍习于良善，固不虑其遣散之后，复为恣睢也。此则行教化于行伍之中，亦非不知礼义之将所能为矣。

　　招兵固易得矣，然抚之不善，则逃亡亦多。《魏志·卢毓传》言：“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高柔传》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其酷如此。柔言：“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此理易明，人所共晓，然以魏武帝之明，犹为此法。卢毓诤大理之失，亦不过曰“刑之为可，杀之为重”而已。又柔言：“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然则不徒亡士诛及妻子，亦且军中又有什伍之诛也；然卒不能止士之逃亡，严刑峻法何益哉？

　　《高柔传》又云：“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掘礼，即得其尸。”夫恭谨养母，哀抚儿女，良善与人无仇，而斤斤于所出之钱，至于见杀，是则田舍翁耳，此岂为士伍者？而亦隶名护军，则以迫于单特故也。田舍郎犹以迫于处境而为兵，此募兵之所以易；抑兵中亦多此等人，此干戈之所以卒戢欤？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