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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一）论保甲

　　保甲之法，创自王荆公，其意本欲以之为兵，然后人仿行之者，则大抵在丧乱之际，用以査轧户口，使外奸不得入，内之则游荡无业，作奸犯科之人，亦可以有所稽考，以图保持秩序。像想用之为兵，以及为古代分田里，定赋役，一切政事，都以闾里起点之意；荡焉无存了。

　　用保甲查轧户口，排挤奸民，此即《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之法。因为既行此制，必使其互相保任，同保同甲之中，有犯罪的，即使并不知情，亦应坐失觉之罪，论者多以此为商君所创苛酷之法，其实不然。案《周官》：族师之职，“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罪庆赏，相及相共”;又比长，“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邻长，“掌相纠相受”；士师，“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墨子·尚贤篇》引《泰誓》说：“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春秋十九年，“梁亡”，《繁露》说其事云：“梁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公羊解诂》说同。此皆什伍收司连坐之法，足见其由来已旧。案古代民户编制，共有两法：一以十和五做单位，大抵和兵制相连。如《周官》：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遂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郑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而其兵制，则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恰系家出一人，这怕不是家出一人，而是立法之初，以一能充兵的人为编制之单位，所以如此罢？至于《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则系根据井田编制，和兵制毫无干涉，收司连坐之法，起于什伍之间，可见其本系军刑。古代刑法，严酷的恒起于军旅之间，乃所以对付异族和本族中附敌的人，至其施诸本族之中的，则极为平恕，此义甚长，必别为专篇，乃能详之。然看《周官》，司徒等于人民的惩戒，不过拘禁、圜土。役作嘉石。及去其冠饰，书其邪恶之状，著之于背明刑。而止。其附于刑者必归于士。士本战士之称，士师者士之长，掌邦刑者谓之司寇。寇乃外来之敌，亦可想见其大概了。军旅之事，与异族争一旦之命，严刑酷法，其事良非得已。至于后世，萑苻之盗，闾巷之雄，迫于饥寒，聊以救死。实非异族相争之比，亦用严刑酷法，加以推排，且因此而扰及良民，其事本不合理。然即不论此，良民亦止有束手而受无罪之戮，断不会因此而收排除奸人之效的。这是因为时异势殊，社会情形，今古不同啊！读《宋书·王弘传》，就可知道了。

　　据《宋书·王弘传》：当时八座承郎疏言“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如其加以恩宥，则法废不可行。若必执法不挠，则人情又以为苦怨，因此请求改制。一时议者有好几个人，据其说：则当时人民犯罪，牵及同伍的，庶族无不连坐，士人则多蒙赦宥。甚有如山阴县，在王淮之为令时，竟不坐罪的。否则罪其奴客，比事似极不平。然士庶生活缅隔，庶族犯罪，士人无由知之，而士人犯坐及同伍之罪的，则不能与小人相关，这确是事实。所以有人说：士人有罪，罪其奴客，并非使其代主人受罪，乃是他罪有应得，亦不能谓其无理。而且就是奴客，亦有说其或受役使，分散在外；或供使令，恒在主人左右，并不出门；责其觉察同伍，亦是为难的。观此，便知士人受连坐之罪，当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宽恕，因为法究不能“专决于名”呀。知此，则知虽用相司连坐之法，亦不能收弊绝风清之效之由。因为使人民互相伺察，只能行于居民鲜少，生活单纯之日。到民居一稠密，生活情形一复杂，人民就彼此不能相知，即使用严刑酷法以迫之，亦只有束手而受无罪之戮了。

　　然则后世所谓保甲之法，就丝毫无效了吗？此亦不然。但其为效实极有限，而且只能行之丧乱之时，而决不能行之治平之日。为什么呢？“土著为寇，必引外奸，而外奸之来，亦必有所止”，这原是事实。但此等人，在居民鲜少之地，是人人认得的，根本用不着推校。此等地方而为奸民所蟠据，必其土著之民，力不足以与之相抗，即使加以推校，亦属无益。如其土著之民，力足与以相抗，则此等人必匿迹于深山大泽，荒祠古庙之中，不与居民相离了。民居稠密之处，小之则为市镇，大之则为都会，其间诚有不逞之徒匿迹之所。然此等地方，情势复杂，推校极难，而且其事多有弊窦，往往徒以扰民而仍不收清查之益。所以善于为政者，于此率重缉捕而后推校。其所注意者，乃在旅馆、酒楼、娼家、赌场等处，而比户的居民，顾在其后。当风声鹤唳之际，亦未尝不推行什伍之法。然其用意，不过因不逞之徒，多强悍有党羽，良善之民，多慑于其势而不敢拒；又或本系戚族相知，牵于情面而不能拒；甚者旧系同党，今虽悔改，为其所胁而无从拒。有同伍相坐之法，以随其后，则什伍之间，可以互相助，而其势较壮。其为用止于如此而巳，此外不能更有何等作用。至于孤村残落，力薄不足自卫，荒祠古庙，左近并无人烟，则本非比伍之法所能及。所以每逢丧乱，只有聚村落而成堡坞。盗匪横行之时，并有人倡议将荒祠古庙等悉行焚毁，说虽失之急烈，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度地居民之道言之，则今日都会镇市，失之过大，乡村则失之过小。过大则居民太多，其情不亲，利害之相关不切，故遇事不能合作，舆论制裁，亦归无效，过小则居民太少，其人率愿朴不知世事，不能有所兴作，即欲有兴作，亦力有不逮。今后根本之计，实宜渐将都会、市镇，斫而小之，乡村则合并而使之加大，方能渐见合理。断非就现在的形势，但推行比伍之法，即能期其有进步的。乡村之不能合并，大抵因农民之居宅，离所耕之田，不能太远。此当修治道路，使之平坦宽阔，车马可以往来。则相距虽远，亦不致费时失事，而道路四达，则便于梭巡，荒祠古庙等，亦不虑有人匿迹其间了。以上所言，多偏于弭乱之计，因为向来办保甲的，其意实多偏重于此。至于地方自治，一切米盐靡密之事，无不起原于闾伍，则别是一事，与历来为弭乱计所办的保甲等，了无干涉。不但不相干涉，甚且必将此种积习一扫而空之，而地方自治之事，乃可以有为。此另是一义，当别论。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