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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四）汉唐边防之策

　　中国古代，盖为湖居之族？古称人所居之处曰“州”，即后世之“洲”字，其音则与岛相同。汉世公玉带献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周官》师氏居虎门之左，保氏守王闱。蔡邕说：“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明堂者，古天子之居。”盖犹沿其遗像。古之人盖四面凭水以为固，故至后世筑城，犹必环之以池也，此最古之边防也。

　　湖居之族，盖以渔为业，后乃渐进于农耕。中国之文明，盖肇始于是？故《易》称包牺氏作网罟，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也，包牺氏、神农氏非实有其人，古言氏犹后世言族，言有如是之部族二耳；如是之部族，实为文明所由肇，故特举之也。然其后此等部族，尝为田猎畜牧之部族所击服焉，观古君大夫士以牛羊犬豕为食，庶人则食谷与鱼鳖可知。畜牧之族，其初恒事田猎，畜牧时或居原隰，田猎时必处山林。人之好战斗，其习恒自田猎之世来，其后所居虽易，至于守御，则犹沿是以为固。《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诗》曰：“畇畇原隰，曾孙甸之。”《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皆治人而食于人者居山，食人而治于人者居平地之证，此边防形势之一变也。

　　农耕愈重，治人而食于人者，亦皆以是为业，则其人必降丘宅土。斯时之所虑者，邻近野蛮之族，每喜乘间抄略。出兵征之乎？彼无定居，不易犁其巢穴。屯兵防之乎？我又不胜其劳费。所幸者，此等野人，部族率皆寡小，不能兴大兵，一水一山之隔，即非其所能越，乃因山川自然之阻以为防，其不周匝处，则以人力筑墙补之。此等营建，环绕四面者为郭，专于一面者即长城也，此所以防小寇。战国之世，秦、赵、燕三国北边皆有长城，其时匈奴尚未大，他骑寇盖尤小；齐之南亦有长城，盖所以备淮泗夷者也。

　　战国末造，内地文化较低之族，殆悉化为冠带之民，如淮泗夷，高长城以防之，至秦有天下，乃悉散为人户，见《后汉书·东夷传》，其言盖有所本。其一端也。斯时之所虑者，六国之民，非心服而反侧，秦人防之之策，一益固其本国之境，贾生所谓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者也，设使新服之地皆叛，其故国则犹可守，赵高弑二世，立子婴，盖尝欲取是策，留侯劝汉高祖都关中，犹未脱此等见解也。一于新服之地，择其要害之处而据之，贾生所谓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者也，至汉文帝之世，通关梁，一符传，而此法乃除。二者皆一统之初，钳制国内之术，以不切于时势，故不旋踵而其法遂废也。

　　城外之防，北边为极，以其地为游牧之族所居，利抄略，且强悍也。防之之策，秦初仍袭旧猷，乃举本国所固有及燕、赵二国之长城，连接之，扩充之，修补之，以成一引弓之民与冠带之族之大界焉。然人心犹率其归，世变已启其新；长城者，可以御小寇，而不可以防大敌者也。汉初冒顿崛起，破东胡，走月氏，并白羊、楼烦二王，服浑窳、屈射、丁零、鬲昆、新诸国，其形势已非复前世之骑寇，更无论山戎矣。其大入塞，骑至数万，少亦数千，虽不长于攻城，然优足批亢擣虚，亦可时时肆扰，或逆绝外援，以困一坚城，断非备多力分之长城，所能遏其焰也。故汉世虽勤北边，迄无修筑长城之事。

　　斯时之边防当如何？曰：己不复能言守，而唯有向外开拓。汉世之能免于匈奴之患也，则以武、昭、宣之世，数大举深入穷追故也。甚至以断其右臂之故，不恤劳民以通西域焉，其取势亦可谓远矣。至是，则汉室之边防，不在边境而在边境之外。树边防于边境之外若之何？一曰控其道路，今人所谓线也，若汉置西域都护，并护天山南北两道是也一曰据其要害，今人所谓点也，若唐设诸都护府是也。大抵汉唐之于外夷也，利其弱不利其强，利其分不利其合，睹其强大也，必谋所以早摧挫之，唐太宗之于薛延陀是也。彼其互相吞并也，必遏止之，使不得遂。西域本三十六国，后稍分为五十余，莽世都护覆没，莎车王贤遂乘机吞并，后汉定西域，又悉复之，其显而易见者也；若其桀骜，将驯至于逆命，尤必有以豫折其荫，为虺弗摧，为蛇若何？默啜之中兴突厥，使中原士大夫为之旰食，其殷鉴矣。历代盛时，防边之策，大抵如此。唯明代武功不振，仅恃筑长城为防守之计，为统一后一变局。

　　汉、唐盛时之所为，其可谓之上策乎？犹未也，兵家之言曰：“善守者不恃人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善已，然犹不能懈于守也。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岂徒两军相争时为然，两国相持亦如是。人固有利不利时，国岂能无饥馑寇盗？丁斯时也，安能为不可胜以待敌？且外夷亦必有兴盛之时，安能终锢之？汉、唐盛时，所守非不远，卒之或以我之弱，或以彼之强，所守终不能不撤，则犹未足以语于“守在四夷”之义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不分彼我之界，非以我防彼也，而与彼偕进于大道，愚者教之，困者赈之，使之利与我合而不利与我分，彼欲祸我乎？是自祸也，世岂有乐自祸者乎？是彼为我守也，此则守在四夷之义也。道则高矣美矣，孰能副之，吾未之见也。太史公所由叹《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邪？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