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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八）官家出举上

　　振贷平民之事，后世日见其少，而出举兴生之事顾日多。《后汉书·樊宏传》：子鯈，以永平十年卒。“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并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鯈常疾之。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利。鯈并欲奏罢之，疾病未及得上。音归，具以闻。帝览之而悲叹，敕二郡并令从之。”《虞诩传》：永建元年，为司隶校尉。为张防所陷，论输左校。复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是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诩上疏曰：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此皆官自放责以取利者也。《朱俊传》：“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俊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俊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观规所假之巨，而长吏受取之多，无足异矣。《北齐书·宋游道传》：为尚书左丞，“入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臧贿，终是不避权豪”。可见官家出举，历代不绝。然论者究尚以为非法，至隋、唐之世，而所谓公廨钱者，乃公然以出举兴生为事矣。

　　《隋书·食货志》：“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此先是二字，可上溯至拓跋魏之世。魏百官本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乃颁禄而罢在官商人，见《魏书·本纪》。未颁禄前，疑即任商人出举、兴生以自给。然虽颁禄之后，疑亦未能尽绝，至衰敝之世，乃又从而扬之。宋游道所劾咸阳王坦等，即其事也。《隋志》又云：“开皇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惟禁出举收利。”盖出举之弊，较兴生为尤甚矣。唐世公廨钱，屡罢屡复，甚至祠祭、蕃夷别设、宰相堂除食利、六宫飱钱等，皆恃此以给之。事见《新唐书·食货志》。其散见他处者：《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驲。三月，河南、洛阳两县，亦借本钱一千贯，收利充人吏课役。《代宗纪》：永泰元年，三月，诏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仍特给飱本钱三千贯。《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长庆三年，十月，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懿宗纪》：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蛮侵犯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兴置。《礼乐志》：永泰二年，国子学成，贷钱一万贯，五分收钱，以供监官、学生之费。《新唐书·宦者·鱼朝恩传》云：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盖无一事不恃为经费之源矣。公家将资本放出，使民间得资周转，免于阁置，又得取其利息，以充经费，似亦未为失计。然其授受之间，必尽守私家贷之法乃可。若其别有所挟，则其弊不可胜穷矣。

　　《宋史·宁宗纪》：嘉泰四年，七月，“蠲内外诸军逋负营运息钱”。则宋时诸军，仍有从事营运者。《辽史·圣宗纪》：开泰二年，七月，“诏以敦睦宫子钱振贫民”。此子钱亦必取之于民者也。《食货志》：“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云为户，盖藉代官营运而免役者。《元史·河渠志》：蜀堰之成，余款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百官志》：大司农司供膳司，所属有辅用库，掌规运息钱，以给供需。太医院大都惠民局，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食货志》：惠民药局：太宗九年，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又命王祐置局。四年，复置局于上都。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准旧例，于各路设置焉。内宰司广惠库，至元三十年，以钞本五千锭立库，放典收息，纳于备用库。《世祖纪》：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仍给钞千锭为本，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须。诸王只必铁木儿言：永昌路驿百二十五，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诏赐钞百八十锭赎还之”。《武宗纪》：大德十一年，七月，“从和林省臣请，如甘肃省例，给钞二千锭，岁收子钱，以佐供给”。至大三年，十月，“三宝奴言：故丞相和礼霍孙时，参议府左右司断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则抱饥而还，稽误公事，今则无以为资。乞各赐钞二百锭规运，取其息钱以为食。制可”。《仁宗纪》：延佑六年，六月，“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供缮修之费”。十一月，“中书省臣言：曩赐诸王阿只吉钞三万锭，使营子钱，以给田猎廪膳，毋取诸民。今其部阿鲁忽等出猎，恣索于民，且为奸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讯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顺帝纪》：至正六年，十二月，“诏复立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凡贷民间钱二十六万余锭”。《孔思晦传》：仁宗时，袭封衍圣公。“子思书院旧有营运钱万缗，贷于民，取子钱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输子钱，并负其本。思晦理而复之。”皆可见出举关涉之广也。

　　宋时布帛，有所谓预买者。《宋史·食货志》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亦见元方及仕衡传。案《五代史·常思传》：“广顺三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案时居位者应为世宗。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思盖名进其券，实冀朝廷为之征偿也。《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价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此与宋之预买，虽缓急不同，原其朔则同为一事。盖民间先有此等剥削之法，官乃恃其财势，从而攘其利耳。故预买本意，虽在宽民，后亦变为剥削之政矣。《宋史·王随传》：真宗时，“迁淮南转运使，父忧，起复。时岁比饥，随敕属部出库钱，贷民市种粮，岁中约输绢以偿，流庸多复业”。此亦初兴时之预买。《张美传》：太祖时，“拜定国军节度。县官市木关中，同州岁出缗钱数十万以假民，长吏十取其一，谓之率分钱，岁至数百万。美独不取。他郡有诣阙诉长吏受率分钱者，皆命偿之”。此则由预买变为放债矣。俵籴价亦豫给，见《青苗法》条。

　　《清史稿·陈鸿传》：道光二年，“奉命稽察银库。其妻固贤明，曰：可送妾辈归矣。惊问之，曰：银库美差，苟为所染，昵君者麕至，祸且不测，妾不忍见君菜市也。鸿指天自誓，禁绝赂遗。中庭已列花数盆，急挥去，盆堕地碎，中有藏镪，益耸惧。遂奏库衡年久铁陷，请敕工部选精铁易之。送库日，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库员校验，然后启用。禁挪压饷银、空白出纳，及劈鞘诸弊。库吏百计餂之，不动。复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别立放银簿，钤用印信，以资考核。先是御史赵佩湘驭吏严，其死也，论者疑其中毒。鸿莅库，勺水不敢饮”。又《徐法绩传》：“迁给事中。稽察银库，案事在道光九年后。无所染。（道光）十二年，分校会试。同官与吏乘隙为奸，匿云南饷银。法绩出闱，亟按之，谋始沮。”《论》曰：“陈鸿、徐法绩，清操相继，冀挽颓风，而库藏大狱，卒发于十数年之间，甚矣实心除弊之罕觏其人也！”案所谓库藏大狱者，事在道光二十三年，亏空凡九百万两，见《黄爵滋传》。又《和瑛传》：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劾喀喇沙尔历任办事大臣，私以库款贷与军民及土尔扈特回子，取息钱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则知私以库款出贷，历代皆有其事。

　　又《觉罗宝兴传》：道光时，为四川总督。“以马边诸厅、县增设防兵，筹议边防经费，请按粮津贴，计可征银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每岁经费，即以余银七十万两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贴病民，拨部帑银百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四川前买义田，遍及百余州县。若更以数十万帑银于各州县买田收租，膏腴将尽归公产。请限于四厅近边地收买，安置屯防。下宝兴妥议。疏言：边防完竣，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岁得息三万七千余两，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余银四十万，听部拨别用。遂罢买田议。”此事亦见《何凌汉传》，可以参观。隋代以兴生贤于出举，给地贤于回易，此则适与相反，足见社会情形，随世变易也。存商利息，不过一分，亦远较前代为轻。

　　《新唐书·苗晋卿传》：为魏郡太守，“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则民间事业，亦多以出举收息充经费。《宋史·常楙传》：“为浙东安抚使。值水灾。两浙及会稽、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敛者，以十万楮置普惠库，取息造棺以给之。”《黄传》：“知台州。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钱，使不废。”此等虽出官办，实与民间自办者无异，故亦称善政。公家之出举，所恶者原在其恃势横行，实同豪夺，而非在其出举也。

　　《元史·奸臣·卢世荣传》：世荣奏：“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此欲出贷，与隋、唐之出举不同；所云规运，亦与其所谓兴生者大异。世荣理财之策，不徒非历代计臣所知，并非学人议论所及，疑实来自西域。其能行于中国与否，自难遽断，然入诸《奸臣传》，则实厚诬也。

　　公家亦有入举者，已见《古振贷二》条。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萧颖胄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资，以充军费。当时所谓换，即今所谓借也。《元史·王楫传》：“戊子，宋理宗绍定元年，成吉思汗死之明年也。奉监国公主命，领省中都。属盗起信安，结北山盗李密，转掠近县。楫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无备？引水环城。调度经费，楫自为券，假之贾人，而敛不及民。”燕帖木儿之起，伯颜应之，亦借赀商人，许以倍息。此等皆在用兵之时。《新唐书·薛仁贵传》：子讷，迁蓝田令。“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亦止。”讼息钱而判以义仓粟为偿，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贷款，必与地方公务有关涉也，此则在于平时矣。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