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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二）金人

　　言佛教入中国者，多据《魏书·释老志》。《志》云：“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案《汉书·霍去病传》，武帝称其功曰：“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注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盖本《金日传赞》“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之文。皆曰祭天，不云礼佛。《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此文或本旧闻，不出梁世。然修《梁书》时，佛教盛行久矣，天神果即佛像，姚思廉不容不知。且《汉书·地理志》，左冯翊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郊祀志》：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则休屠金人，实自有祠，未尝列于甘泉也。颜师古以金人为佛像，误矣。

　　《释老志》又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乃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此说似因后来之佛像而附会。《后汉书·楚王英传注》引袁宏《汉纪》云：“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顶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初，明帝梦见金人，身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毋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晋书·恭帝纪》言，帝“深信浮屠道，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魏书·胡叟传》言：“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北史》作数千人。铸丈六金像。”然则当时铸像，殆有定制，皆长丈六。《崔挺传》言：“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盖减其长之半。《释老志》言，魏先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亲致敬。虽易金以玉，而其长无改。《灵征志》：“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丈八疑丈六之讹也。然则袁宏云佛长丈六尺，明因佛像而为之辞矣。对明帝之问者，宏不言其姓名，而《魏志》言为傅毅；宏但云遣使图佛形像，明时未有铸像。《魏志》云“帝令画工图像”，说亦相同，而又云蔡愔曾得立像，明其杂采众说，愈后起者，附会愈多。楚王英，明帝之兄，《传》已言其为浮屠斋戒祭祀，则佛教之行于中国旧矣，何待明帝遣使求之？金人入梦之说，殊不足信也。

　　佛像可考最早者，为汉末笮融所造，见《三国·吴志·刘繇传》，云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其制之崇宏如此，其像亦必不减丈六矣。民间所造则较小。《魏书·灵征志》云：“永安三年二月，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颐下生白豪四，一颊旁生黑毛一。”是也。《北齐书·循吏·苏琼传》言：“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像数既多，其制亦当较小也。

　　当时造像，所费殊巨。魏高宗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皆见《魏书·释老志》。此固北朝所为，然时郡县及民间，造金像者亦不少。《宋书·文九王传》言拓跋焘围悬瓠，毁佛浮图，取金像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北齐书·王则传》言其性贪婪，除洛州刺史，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其用铜之多可知。《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奏请欲铸铜像者，皆诣台自闻，须准报然后就功。《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废佛之诏曰：“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足见民间造像，用铜亦不少也。士蔿对筑蒲屈之让也，曰：“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齐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穷极奢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齐书·良政传》。敛百姓卖儿贴妇之钱，穷极奢侈，以为有裨教化，其愚已不可及，况藉敌以为冲车乎？隋文帝禁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者，以恶逆不道论。事在开皇二十年。《隋书·高祖纪》载诏曰：“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又《刑法志》云：“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张释之霸陵之对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然则佛像而不以金为之，又谁则毁坏偷盗之也？而周世宗可谓倜乎远矣。彼王则之所为，亦恶其自图财利耳。若徒铸之为钱，则犹有利于化居，固愈于锢金于寺也。

　　《南史·林邑传》云，宋文帝使檀和之克其国，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此语《宋书》无之，而见于《梁书》，明传之者语增，非实录。魏造佛像，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涂金之法，南北不能大殊，然则宋所得黄金若为三十万斤，其所销金人之铜，当得五千万斤矣，有是理乎？然林邑金人必较中国为多，则可信矣。

　　造像亦有用银者。《南史·梁本纪》，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壬戌，“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是也。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则又以金铜为之。此所铸者必多，其像当亦不大。

　　玉像南朝亦有之。《齐书·武帝纪》，大渐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又《魏书·释老志》，高宗践极之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则反不逮其所为珉玉像之大，其实珉玉亦石也。

　　金人入梦之说，既不足信，则汉立白马寺之说，亦属子虚矣。《北齐书·韩贤传》云：“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又不云经缄于兰台石室，足见其皆属附会之辞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