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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三）秦营南方上

　　《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六国表》略同。其所戍及所筑，皆即所略取之地，非中国与陆梁间之通道也，而《集解》引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疏矣。

　　徐广之言，盖本于《淮南子》。《淮南子·人间训》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案此事亦见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汉书·严助传》。而无发卒五十万之语。《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则谓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既败，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史记·淮南王传》伍被谏王之辞，又谓秦“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今案尉佗本传，佗在秦时仅为龙川令，及任嚣病且死，召佗，被佗书，行南海尉事，佗乃因以自王，安有将兵征戍之事？更安得当秦始皇时，即止王不来乎？发卒与谪发大异；且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谪筑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载籍少，史记又非民间所有，称说行事，率多传闻不审之辞。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严安、伍被之辞，盖亦其类。徐广不察，率尔援据；且缪以淮南所言发卒之数为《史记》所云谪戍之数，亦疏矣。

　　淮南王谏伐闽越之辞曰：“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此虽言闽越，南越亦无以异，即有丧败，安用发大兵为备乎？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当时用兵南越，天时地利，皆非所宜，偏师丧败，事所可有，然以大体言之，则三郡之开，辟地万里，越人固未尝敢以一矢相加遗，安用局促守五岭乎？使一败而至于据岭以守，则三郡之不属秦久矣，何以陈胜既起，任嚣犹能挈南海以授赵佗；而佗既行尉事，南海犹多秦吏，而待佗稍以法诛之邪？见佗本传。《陈余传》载武臣等说诸县豪桀之辞，谓秦南有五岭之戍。盖汉通南越，岭道有五，故为此辞者云尔，非必武臣当时，语本如此。《佗传》言佗檄横浦、阳山、湟溪绝道聚兵以守，则似秦与南越往来，惟有三道耳。

　　汉武帝之通夜郎也，拜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传》。王莽之击益州也，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犹以军粮前后不相及，致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见《汉书·西南夷传》。知当时南方，道路艰阻，运饷者恒倍蓰于士卒。始皇若发五十万人以攻越，疲于道路者，不将逾百万乎？又淮南谏书，言“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而《史记·东越列传》：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亦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汉书·高帝纪》十一年诏亦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知当时越人，尚分散为众小部落，此其所以有百越之称也，安用发大兵攻之？彼亦岂能聚大兵来攻，而待发大兵以守乎？

　　秦所遣谪戍之数，虽不可考，然必不能甚多，故任嚣告赵佗，谓“颇有中国人相辅”；《佗传》。而陆贾说佗，亦谓“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也。《史记·贾传》。《汉书·两粤传》载佗《报文帝书》，言“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羸当作赢，《史记》作其西甄骆裸国，师古曰：…“羸，谓劣弱也。”竟未一考《史记》，疏矣。“其众数千人”，《史记》作“千人众”。东瓯之降也，其众四万余，《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属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闽越强于东瓯，众不得较东瓯为少。知佗于西瓯、闽粤、长沙，皆以中国之众，与“蛮夷”分别言之。陆生所谓众数十万者，必不苞中国人矣。汉高帝之王尉佗也，诏曰：“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汉书·高帝本纪》十一年。则佗自王后，中国人在南方者，初无所损。而陆生不之及者，其数微，不足计也。知秦时所谪，其数必不能多矣。

　　《史记》所谓筑越地者，盖谓筑城郭宫室也。中县民初至，必不能处深山林丛，势不能不筑宫室以居，城郭以守。然则秦人之徙中县民，其意虽欲使与越杂处以化之，实仍自为聚落，故其数不耗减易知也。长沙开辟最久，盖犹不免焉，而闽越无论矣，故尉佗于此，并以中国人与“蛮夷”分言之也。

　　汉人引秦事以讥切当世者甚多，而皆莫如晁错之审。错之论守备边塞也，曰：“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此即《史记》所谓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适治狱吏不直者也。然错之言曰：“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秦之徙民，其虑之虽不能如是之备，然其适筑越地，盖犹存此意焉。错又言：人情非有匹敌，则不能久安其处，故亡夫若妻者，欲县官买予之。今案伍被言：尉佗止王南越，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被言不谛，说已见前。然传闻之辞，虽不尽实，亦不能全属子虚。果若所言，则秦之徙民，得古之遗意者多矣，其迫而徙之虽虐，而既徙之后，固未尝不深虑之而力卫之也。此其所以三郡之地，能永为中国之土欤？

　　当时居越中者，中国人虽少，而越人之数，则初非寡弱。尉佗报文帝书，自称带甲百万有余。今案《汉书·地理志》，汉所开九郡，除珠崖、儋耳外，其余七郡，口数余百三十万；而珠崖、儋耳，户亦二万三千余，见于《贾捐之传》。然则百万虽虚辞，而淮南王谓越甲卒不下数十万；吴王濞遗诸侯书，谓“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可得三十余万”，《史记》本传。则非夸饰之语矣。唐蒙谓“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案《汉志》，犍为郡口四十八万九千，牂柯郡口十五万三千，则其辞亦不虚。《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滇小邑”，又谓滇王“其众数万人”；又《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湘成侯监居翁，“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兵四十余万降侯”，知南方文化程度虽低，生齿数实不弱，盖由气暖而地腴使然。秦所徙中县民，区区介居其间，而能化之以渐，使即华风，而未尝自同于剪发文身之俗，亦可谓难矣。抑秦之所以使之者，固自有其道，而后人过秦之论，有不尽可信者欤？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