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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五）读《论衡》

　　凡一时代中人，其思想必相类。王仲任《论衡》一书，近人盛称之，以为能破斥迷信矣，然其时之人之见解，类于仲任者实不少，读其书《订鬼》之篇而可知也。

　　此书列举时人论鬼之说，凡得八家：一曰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譬之伯乐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谓思念存想，自见异物。又谓精念存想，或泄于目，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泄于口，口言其事。是则不徒见鬼者不足信，其耳有所闻，或口言其事者，亦皆非实有其物矣。二曰目光与卧乱。所谓卧者，谓气倦精尽，妄有所见。立此说者，谓之反照，谓其与梦相似。又谓狂者之见鬼物亦然。三曰鬼者人所见得病之气。其气象人形而见。气皆纯于天，天文垂象于上，其气降而生物。本有象于天，则其降下有形于地，此即《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如此说，则形与气实为一物。又谓众星之体，为人与鸟兽，故见人与鸟兽之形。案古称庶民惟星，盖实谓其降而为人，读《庶民惟星》条可知。可见此说实衍古哲学之绪也。四曰鬼者老物之精，亦或未老性能变化。五曰鬼者本生于人，时不成人，变化而去。引颛顼有三子，生而死，去为疫鬼为证。故鬼神有形体，能立树，与人相见，非阴阳浮游之气若云烟者所能为。六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其形象人。庚辛报甲乙，故病人且死，杀鬼之至者为庚辛之神。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七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常在四边之外，往来中国，与人杂。天地生物，有人若鸟兽，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而人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说螭者谓之龙，魅亦龙类，龙不常见，故鬼亦时见时匿，然皆生存实有，非虚无象之类。引《山海经》鬼门万鬼所出入，神荼郁垒主阅领万鬼，执其恶害者以食虎。谓可食之物无空虚者以明之。八曰鬼在百怪之中，太阳之气中伤人谓之毒，变化谓之妖。妖怪能象人之形，亦能象人之声，故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妖象人之形，毒象人之兵，毒中人则死，微者即为腓。杜伯之厉为妖，其弓矢则毒也。妖或施其毒不见其体，或见其形不施其毒。见其形不施其毒者，如晋太子申生是，不能为害。施其毒不见其体，则凡受其害，而不知其由者，皆是也。言有妖，如童谣；声有妖，如濮水琴声，纣郊鬼哭；文有妖，为文书之怪。人含气亦为妖，如巫之类；是巫之辞，无所因据，故同于声气自立、音声自变也。又博征诸事以明之，曰火气恍惚，故妖象存亡。龙，阳物也，故时变化。鬼时藏时见，故知其为阳气。阳色赤，故世人见鬼色尽纯朱。案此汉人与今异。蜚凶之类为火光，止集树木，枝叶枯死。问妖何以能象人形？则曰：太阳之气，天气也，天能生人之体，故能象人之容。问何以时见时隐？则曰：阴气为骨肉，阳气为精神。人之生也，阴阳气具。精气为知，案《礼运》“体魄则降，知气在上”之知字如此解。此亦可见当时之立说者多本古哲学。骨肉为强，合错相持，故能常见而不灭亡。太阳之气，盛而无阴，故徒能为象，不能为形；一见恍惚，辄复灭亡也。此说为仲任所取，故其《言毒》篇亦谓毒为太阳之热气，人不堪任。《纪妖》篇论张良遇老父得《太公兵法》事曰：《太公兵法》，气象之也。气象生人之形，则亦能象太公之书。亦与此说相符会也。八说自今日观之，当以第一二说为较合。然仲任不之取。欲取第一说者，则以第一二说以鬼为无其物。第三说至第八说则不然。仲任宗旨同于形法之家，凡事必求诸物质，故就后六说中择其推论最博者而取之也。

　　立论必据事物。有所据之事物是而推论误者，亦有所据之事物本不足信者。如第五说谓颛顼之子去为疫；第六说谓甲乙日病者，死生之期皆在庚辛之日；第七说谓神荼郁垒阅领万鬼，执以食虎是也。然误信事实，亦有仍由推论之不精者：《纪妖》篇论张良得兵法事，设问曰：“气无刀笔，何以为文？”而答之曰：“鲁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为鲁夫人；晋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鲁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书，性自然；老父之书，气自成也。”因谓“太公钓得巨鱼，刳鱼得书，云吕尚封齐；武王得白鱼，喉下文曰以予发，盖不虚矣。因此复原《河图》《洛书》言兴衰存亡，帝王际会，审有其文矣”。姑无论此等事之不足信，即以为可信，而兵法必著于简策，亦与文在其手、喉下有文者，非同类也。盖时习以此等事为实有，故贤者亦有所蔽而不能自拔耳。《言毒》篇谓毒中人若火灼，信有其事矣。曰人或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气之验，则未必然也。又曰：“他物之气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气有烈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人疾行汗出，对炉汗出，乡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异事而皆汗出，困同热等，火日之变也。”说虽未尽然，所据之事自确。又曰“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则并所据之事而亦不确矣。天下之事物多矣，安能一一目验？其所依据，必有得之于人者。市三成虎，明者不能尽知其诬，此乃无可如何之事，不宜妄以后人之见议论古人也。此亦一时代中人见解所以相类之故。

　　唯物之家，视精神亦有其质。《汉书·艺文志》驳形法家之论曰：“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此不谓气非质，特其形不可见耳。仲任之论亦如此。故《论死》篇谓“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有形无气则为死物，火灭光消而烛在，看似初无所损，然粟米弃出则囊橐无复坚强之形矣，此形须气之说也。有气无形则不能成物，譬犹天下无独然之火，其偶见者，则所谓妖也。人“受命于天，秉气于元，与物无异”。语见《辨祟》篇。其所以异者，以禀五常之气。五常之气，必舍于五藏。故五藏有病，则人荒忽，荒忽则愚痴，此今心理本于生理之说也。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冰解为水，人死复神。人之气与天地之气是一非二，正犹盎中之水与盎破后流于地上之水非二，此说恍闻横渠之说，实即《易》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尔。游魂之质必极微弱，仲任譬之卵未为鸡时，其质澒溶如水。害人者必以筋力，徒以精气加人，犹口气射人之面，虽贲育不能害人。此仲任所以断定鬼之不能为害也。以上所引皆见《论死》篇。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而能为精气者血脉，亦见《论死》篇。仲任谓人之寿夭、强弱、知愚、贤不肖，咸视乎其禀赋。《初禀》篇谓王命定于怀妊，犹卵壳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节强，强则雄自率将雌，是其义也。《无形》篇谓寿夭由形，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譬诸囊贮粟米，损益粟米，囊亦增减。是故天不能增减人之年，犹之人不能损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也。儒家三命之说：曰正命，谓禀吉而得吉者也；曰随命，行善而得善，行恶而得恶者也；曰遭命，行善得恶者也。仲任驳之，别立三命三性之说：以至百而死者为正命，五十而死者为随命，初禀气时遭凶恶者为遭命，禀五常之性者为正性，随父母之性者为随性，遭得恶物象之者为遭性。必别立新说者，所以破命随操行而至之说。《命义》篇所谓“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所以必攻命随操行而至之说者，则以遇不遇无关于才不才，累害自外不由内也。此义《逢遇》《累害》二篇明之。此等议论，每为迂儒好谈劝戒者所深訾；然贤不肖浑淆，使贤者蒙不白之冤，而不肖者获不虞之誉，不可也。治乱在时不在行，观《治期》篇所论可知。世俗不知，则使明知之主虚受其责矣。又不独此也，论罪者贵略迹而原心，贤贤者独不当如此乎？《定贤》篇立观善心之义曰：有善心，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又曰：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此则不徒一洗成败论人之见，亦且暗契董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矣。其论命义之说，谓命不可勉，时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此亦儒家无入不自得之义也。故真见是非未有不有禆于道德者，问佞人何以不为贤，曰：夫佞与贤者同材，佞以情自败；偷盗与田商同知，盗以欲自劾也。《答佞》篇。此岂徒持福善祸淫之空论所能范围驱策哉？

　　性与命之别，性以知德言，命以体格言。《命义》篇所谓死生寿夭之命，《气寿》篇所谓强弱寿夭之命皆命；《命义》篇所谓贵贱贫富之命则性也。此皆原于禀赋。其系于遭逢者，则仲任不谓之命，谓之禄，谓之遭遇，谓之幸偶。禄者，今人所谓命运，仲任谓之盛衰兴废，如国君或生于国家鼎盛之时，或生于国势衰颓之日；人或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或为荜门圭宝之子是也。遭遇者，谓遇非常之变，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长平之坑四十万同时死其事，《气寿》《刺孟》两篇所谓所当触值之命。幸偶者，一人之遭遇，遭祸福为幸不幸，触赏罚为偶不偶，盖以自然之利害，或虽人所为而出于无意者为祸福，人有意加诸吾者为赏罚也。合此四者，而人所遭之幸不幸定焉。四者或倶善，或俱恶，其或善或恶者，则视其力之大小以定吉凶，如所谓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是也。其意义自较三命旧课为周帀。仲任论命之说，通观《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骨相》《初禀》诸篇。

　　《齐世》一篇力辟古胜于今之说，《宣汉》《恢国》《验符》《须颂》力言今胜于古，看似无意义，然法家之所以不法古始，则正自此义来也。今能核实与否，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同。核实于自然现象者，形法之家也；核实于社会现象者，名法之家也。仲任宗旨于此最近。

　　然社会现象殆不可与自然现象等量而齐观者，自然现象今古殆少变更，社会现象则不然矣。《齐世》篇辟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之说，谓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俱禀元气，形体何故不同？是矣。然古人冲愉恬淡，又少传染之病，易于老寿；后世反是，则事之不可诬者也。而仲任亦不谓然，则慎矣。仲任又谓人生一世，寿至百岁；生为十岁儿时，所见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于百岁所见诸物，无以异也。百岁之间，足以卜筮，此其致误之由也。

　　迷信之家，视神如人，谓万事皆神为之，而其所谓神为之者，则犹之人之为之也。此固缪妄可笑。归诸自然是矣。观《论衡》，综核名实之法，近于法家。所得结论，近于道家。《谴告》篇谓黄、老二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自然》篇谓说合于人事，不入于道德，从道不从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可见其宗旨所在。然举理之不可通者，亦概以自然说之，则大开方便之门，亦一弱点也。仲任等皆未免此病。

　　仲任等之解释鬼妖，虽未能将世俗之迷信根本否认，然卒能下“国将亡，妖见，其亡，非妖也；人将死，鬼来，其死，非鬼也；亡国者，兵也；杀人者，病也”之结论。则于死亡之原因，辨之甚核。对于摧破迷信，已大有功。大抵仲任论事，最致谨于因果之关系，其《偶会》篇曰：“世谓秋气击杀谷草……此言失实。夫物以春生夏长；秋而熟老，适自枯死，阴气适盛，与之会遇。何以验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极也。人生百岁而终，物生一岁而死，死谓阴气杀之，人终触何气而亡？……夜月光尽，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昼日光明，人卧亦觉，力亦复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与日相应，息与夜相得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