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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八）传、说、记

　　六经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也。此两义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贤于尧舜远矣。”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孟子·公孙丑》上。而孔子则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尝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言也。《礼记·中庸》。若如崇信今文者之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前无所承，则孔子何不作一条理明备之书，而必为此散无友纪之物？又何解于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显然不出一手，并显然非出一时乎？若如崇信古学者之言，谓六经皆自古相传之物，孔子之功，止于抱遗订坠；而其所阐明，亦不过古先圣王相传之道，初未尝别有所得；则马、郑之精密，岂不真胜于孔子之粗疏乎？其说必不可通矣。

　　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于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经竟为无谓之书矣。

　　与经相辅而行者，大略有三：传、说、记是也。《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盖传、说、记三者，皆与经相辅而行，孔门所传之书，大略可分此四类也。

　　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著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陈氏澧曰：“《荀子》曰：《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大略》。据此，则周时《国风》已有传矣。《韩诗外传》亦屡称传曰。《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时之传也。”《东塾读书记》六。陈氏所引，实皆孔门《诗传》，谓不知何时之传者误也。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如《金縢》亦记周公之辞，其文义远较《大诰》等篇为平近。古代文字用少，书策流传，义率存于口说，其说即谓之传。凡古书，莫不有传与之相辅而行，其物既由来甚旧，而与其所传之书，又如辅车相依，不可阙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传遂或与其所传之书，并合为一焉。汉人引据经传，不别者甚多，崔氏适《春秋复始》论之甚详，今更略举数证。《孟子·万章》一篇论舜事最多，后人多欲以补《舜典》；然《尚书》二十八篇为备，实不应有《舜典》。而完廪、浚井等事，亦见《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多同伏生《书传》。盖孟子、史公，同用孔门《书》说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论语·为政》引《书》曰“孝乎惟孝”，亦皆《书传》文矣。《说文·旻部》夐下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复求，得之傅岩。”语见《书序》，盖《书传》文，而作序者窃取之。“差以豪厘，缪以千里”，见《易·系辞》。《系辞释文》云王肃本有传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引《系辞》“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然《自序》又引“豪厘”“千里”二语，称“《易》曰”，《大戴·保傅》《小戴·经解》亦然。此汉人引用经传不别之证。故诸家之《易·系辞》下或无传字也。〇《孟子·梁惠王》下：“《诗》云：王赫斯怒，爱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隆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称述武王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〇传之为物甚古，故又可以有传。《论语》邢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然《汉志》，《鲁论》有《传》十九篇，《孝经》亦有《杂传》四篇。盖对孔子手定之书言，则《论语》《孝经》皆为传；对传《论语》《孝经》者言，则《论语》《孝经》亦经比也。〇传之名不一。或谓之义，如《礼记·冠义》以下六篇是也。或谓之解，如《管子》之《明法解》，《韩非子》之《解老》是也。《礼记》之《经解》，盖通解诸经之旨，与《明法解》《解老》等专解一篇者，体例异而旨趣同，故亦谓之解也。《墨子·经说》，体制亦与传同，而谓之说，尤传与说本为一物之证。〇《孟子·梁惠王》上对齐宣王之问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下篇：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管子·宙合》曰：“宙合有橐天地，其义不传。”此所谓传，并即经传之传也。《明法解》与所解者析为两篇；《宙合》篇前列大纲，后乃申释其义，则经传合居一简，古书如此者甚多。今所传《易·系辞》下无传字，亦不能议其脱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元年。古代文字用少，虽著之传，其辞仍甚简略，而又不能无所隐讳。若此，则不得不有藉于说明矣。《汉书·蔡义传》：“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又《儒林传》：“儿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朴即《老子》“朴散而为器”之朴。《淮南·精神注》：“朴，犹质也。”所谓木不斲不成器也。此可见经而无传，传而无说，即成为无谓之物。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并可见汉世传经，精义皆存于说，汉儒所由以背师说为大戒也。凡说，率至汉师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至汉世仍谓之说也。夏侯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汉书》本传。“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儒林传》。是也。《汉书·王莽传》：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又群臣请安汉公居摄如天子之奏曰：“《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棐谌，乃亡队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然则说可引据，亦同于传。盖传即先师之说，说而著之竹帛，亦即与传无异耳。汉人为学，必贵师传，正以此故。刘歆等首唱异说，其所以攻击今文师者，实在“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汉书·楚元王传》附《歆传》。两语；而古学家之学，远不逮今文师者，亦实以此。以其奋数人之私智，以求之传记，断不能如历世相传之说之精也。公孙禄劾歆“颠倒《五经》，毁师法”，《莽传》。毁师法，即背师说也。

　　传附庸于经，记与经则为同类之物，二者皆古书也。记之本义，盖谓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谏曰：“《记》曰：唇亡则齿寒。”《解诂》：“记，史记也。”史记二字，为汉时史籍之通称，犹今言历史也。《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语亦见《孟子·万章》上篇，咸丘蒙以问孟子，孟子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古亦称史记为语，可为《解诂》之证。记字所苞甚广，宫之奇、咸丘蒙所引，盖记言之史，小说家之流；其记典礼者，则今所谓《礼记》是也。《记》与《礼》实非异物，故古人引《礼》者或称《记》，引《记》者亦或称《礼》。《诗·采蘩笺》引《少牢馈食礼》称《礼记》，《聘礼注》引《聘义》作《聘礼》，又《论衡·祭意》引《礼记·祭法》皆称《礼》。〇《礼记》中《投壶》《奔丧》，郑谓皆同《逸礼》，而《曲礼》首句即曰“《曲礼》曰”，可见《礼》与《记》之无别也。今《仪礼》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无记。宋儒熊氏朋来之说。凡记皆记经所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郑注《燕礼》云：“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盖自尔之后有记乎？”《士冠礼疏》。《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记》，郑《注》曰：“世子之礼亡，言此存其记。”盖著之竹帛之时，有司犹能陈其数；或虽官失其守，而私家犹能举其本末，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谓之《礼》；而不然者，则谓之《记》耳。记之为物甚古，故亦自有传；《士冠礼疏》：“《丧服记》，子夏为之作传，不应自造还自解之。《记》当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时，未知是谁所录。”案古书多有传说，已见前，《记》之《传》，或孔门录是《记》者为之，或本有而录是《记》者并录之，俱未可定也。而《礼记》又多引旧记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记》。又引《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云云。《祭统》引《记》曰“齐者不乐”，又引《记》曰“尝之日，发公室”云云皆是。

　　传说同类，记以补经不备，传则附丽于经，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亦总称为传记，如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间献王传》，并称经传说记，传盖指古书固有之传而言，如前所引《轶诗传》及孔子所序之《书传》是。其孔门所为之传，盖苞括于说中。

　　大义存于传，不存于经，试举一事为征。《尧典》究有何义？试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夷考伏生《书传》《史记·五帝本纪》，说皆与孟子同，盖同用孔门书说也。此等处，今人必谓伏生袭孟子，史公又襄伏生。殊不知古代简策流传甚难，古人又守其师说甚固，异家之说，多不肯用，安得互相剿袭，如此之易？史公说尧舜禅让，固同《孟子》矣，而其说伊尹，即以割烹要汤为正说，与《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异乎？可见其说禅让事，乃与《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〇经义并有儒家失传，存于他家书中者。《吕览》多儒家言，予别有考。今《尚书甘誓》，徒读其本文，亦绝无意义。苟与《吕览·先己》参看，则知孔子之序是篇，盖取退而修德之意矣。传不足以尽义，而必有待于说，试亦引一事为征。王鲁，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义乎？然《公羊》无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三代改制质文》篇。案亦见《史记·孔子世家》。又《乐动声义》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文，见《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古人为学，所以贵师承也。后人率重经而轻传、说，其实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若信今文，则先师既不伪经，岂肯伪传？若信古文，则今古文经，所异惟在文字，今文经正以得古文经而弥见其可信。经可信，传、说之可信亦因可见矣。或又谓经为古籍，据以考证古事，必较传为足据。殊不知孔门之经，虽系古籍，其文字未必一仍其旧。试观《尧典》《禹贡》，文字反较殷《盘》、周《诰》为平易可知。而古籍之口耳相传，历久而不失其辞者，亦未必不存于传、说、记之中也。然则欲考古事者，偏重经文，亦未必遂得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不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然则相传以为笔削皆出孔子者，惟《春秋》一经。余则删定之旨或出孔子，其文辞必非孔子所手定也。即游、夏不能改一字，亦以有关大义者为限，若于义无关，则文字之出入，古人初不深计。不独文字，即事物亦有不甚计较者。吕不韦聚宾客著书，既成，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高诱《注》多摘其误，谓扬子云恨不及其时车载其金。殊不知不韦所求，亦在能纠正其义。若事物之误，无缘举当时游士宾客，不及一扬子云也。子云既沾沾自喜，高诱又津津乐道，此其所以适成为子云及高氏之见也。

　　翼经之作，见于《汉志》者：曰外传，曰杂传，盖摭拾前世之传为之。《汉书·儒林传》：“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又曰：“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一似其传皆自为之者。然《韩诗外传》见存，大抵征引成文，盖必出自前人，乃可谓之传也。曰传记，曰传说，则合传与记、说为一书者也。曰说义，盖说之二名。曰杂记，则记之杂者也。曰故，曰解故，以去古远，故古言有待训释，此盖汉世始有。曰训传，则兼训释古言及传二者也。《毛传》释字义处为诂训。间有引成文者，如《小弁》《绵》之引《孟子》，《行苇》之引《射义》，《瞻卬》之引《祭义》，《閟宫》之引孟仲子，则所谓传也。

　　《汉志·春秋》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微》，盖即“定哀多微辞”之微；亦即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夫子没而微言绝”者也。定哀之闻，辞虽微，义则具存于先师之口说，何绝之有？易世之后，忌讳不存，举而笔之于书，则即所谓传也，安用别立微之名乎？今《左氏》具存，解经处极少，且无大义，安有微言？张氏不知何人。铎氏，《注》曰：“楚太傅铎椒。”虞氏，《注》曰：“赵相虞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二书与孔子之《春秋》何涉？铎氏之书自名《微》，非其书之外，别有所谓微者在也。今乃举左氏、张氏、虞氏之书而皆为之微，虞氏且兼为之传，其为妄人所托，不问可知。犹之附丽于经者为传、说，补经之不备者为记，本无所谓纬，而汉末妄人，乃集合传、说、记之属，而别立一纬之名也。要之多立名目以自张，而排斥异己而已。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实尽于传、说、记三者也。

　　传、说、记三者，自以说为最可贵，读前文自见。汉世所谓说者，盖皆存于章句之中。章句之多者，辄数十百万言，而《汉书》述当时儒学之盛，谓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儒林传》。可知章句之即说。枝叶繁滋，诚不免碎义逃难、博而寡要之失；然积古相传之精义，则于此存焉。郑玄释《春秋运斗枢》云：“孔子虽有盛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阴书于纬，以传后王。”《王制正义》。古代简策繁重，既已笔之于书，夫复安能自秘？其为窃今文家口授传指之语而失其实，不问可知。《文选》刘歆《移太常博士注》：“《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此造纬者之自道也。然纬之名目虽妄，而其为物，则固为今文经说之荟萃；使其具存，其价值当尚在《白虎通义》之上也；乃以与谶相杂，尽付一炬，亦可哀矣。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