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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〇）考绩之法上

　　卢毓为吏部尚书，魏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三国·魏志·卢毓传》。案入官之为利禄之途久矣，无论以何途取之士，皆将巧伪而冒进；初砥行而立名，后枉法而致败者多矣。故察吏之法，考绩实重于登庸。论者多注重于取之之时，而不留意于用之之后，此其所以吏职不举，而政事罕见修明也。

　　《汉书·京房传》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世因谓房之所以亡身者，为延寿之《易》学，误也。《儒林传》言：“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而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然则延寿之《易》，实为无本之学。梁王既共其资用，令极意，安得如此？然则延寿殆别有所学，其用以候司知奸邪者，即本其所学以为用，而亦即延寿考功课吏之法所自出也。王符言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之化，必自此来也。《潜夫论·考绩》。杜预言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见《晋书》本传。案魏氏考课，除卢毓外，又有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王昶尝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王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三国·魏志·王昶传》。案刘劭所作考课之法，今已不传，而其所为《人物志》具存，其论博大精深，断非一人一时思虑之所能到。盖实文王官人之遗，足见先秦之世，已有此一种学术，而汉魏之世实承其流，若焦延寿、京房之所授受者则是也。延寿谓房得之以亡身者盖指此。《汉书》辞不完具，后人遂以为指《易》学，误也。

　　《汉书·王吉传》：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考绩用人之法”，《谷永传》：永对策亦言“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虚誉，毋听寖润之谮愬”。后汉左雄亦欲令“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后汉书》本传。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然则科别行能，亦当历试；而德行尤异，乃特为别署耳。然则两汉之世，考绩之义本明，而惜乎莫之通行也。《三国·魏志·邓艾传》：“迁兖州刺史。上言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澄清选举，必由考绩，虽武夫亦知之矣。

　　欲行考绩，必行久任，左雄言之详矣。《三国·魏志·王昶传》：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试，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载廙表论治道亦言“数转易，则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转易之间，辄有奸巧，既于其事不省，而为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其论全与左雄同。或谓新任职者，多有朝气，久则不免暮气，此诚有之；然积久而暮气乘之，亦由是非不别，功罪不明。苟其不然，安得如此。况新出者虽有朝气，然□□（原文此处为□）未足，亦安足任乎？未使天下之士，可不待督责，而自致于口，则善矣。如其不然，考绩安可废？欲行考绩，则非□□□□□□□□□□（原文此处为□），王安石所谓贤者则其功可以致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也。

　　考绩必有其法，如王昶之言，是为无术矣。本虑官吏相比周，而设监司以检察之；若悉委诸长官，又何烦为此纷纷乎？岂长官皆可任邪？然监察之司，亦有不可信者。刘廙之言曰：“今之所以为黜陟者，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此监司之弊也。廙以为长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以上刘廙之言均见《三国·魏志·刘廙传注》引《廙别传》载廙表论治道。夫以部司监郡，而又须防其奸誉妄毁，此齐威王之所以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也。夫国家之使监司察郡县，非谓监司必可信也，特其职如此耳。然则法之所定，固亦可使下官监察上官。京房之法，公卿朝臣会议者，皆訾其令上下相司，烦碎不可许，度其法必有大过人者，而惜乎其不传也。

　　《后汉书·朱浮传》：浮因日食上疏，言“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此急考课而不久任之弊也。

　　敷奏以言，似与军功无涉，然其事亦未可以已。此则葛洪言之矣。其言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又曰：“予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著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则天下不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矣。”又曰：“汉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而使之决狱，是以死生委之，以轻百姓之命，付无知之人也。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以上葛洪之言，均见《抱朴子·审举篇》。其言于后世科举所致之利，所行之法，一一若烛照而数计；使非其书久著，几使人疑为科目既兴之后，后人依托前人之谈矣。故谓事全不可逆臆非也。前人□□（原文此处为□）之谈，后人往往有不率由者。何者？势之所趋，不得不然，言之者亦不过能审乎其势耳。此前人之抱道者，所以可自信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

　　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此言最为平允。惟可以得常士也，故策试考绩诸法，明知其不尽可恃，而终不可废。惟不足致异人也，故汉武帝、魏太祖欲求跅弛之士也。参看《汉末名士》条。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