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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五）汉吏治之弊

　　章帝元和二年诏曰：“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案贡禹言汉世吏治之弊曰：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右职，勇猛操切苛暴者居大位。《汉书》本传。左雄曰：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后汉书》本传。李固论吏治之弊曰：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后汉书》本传。皆即章帝诏之所云也。盖欲考绩而不知其方，“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亦左雄语。则求进者不得不苟饰外表急图见功矣。当时所谓循吏若黄霸等，其所行亦未尝非涂饰表面，特其所以涂饰之者异耳。然此等人卒少，而以杀戮立威者多，则又秦世吏治之余敝也。

　　秦世吏治何以严酷邪？盖吏之所行者有二：一民间固有之纲纪，后以国家之力维持之，虽已不如人民自治时之善，然其利害与人民之利害犹不甚相违，人民亦自能维持之，不待官以强力行之守之也，故其施政可宽。一则在上者有求人，其利害与人民适相反，如是则非以强力行之守之不可矣，如糜烂其民以战之，刻剥其民以自奉皆是也。战争愈烈，奢侈愈甚，则此等事愈多。吏治严急，殆六国之通弊，秦特其尤甚者耳。

　　蒋琬为广都长，先主因游观奄至，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三国·蜀志》本传。骆统上疏孙权曰：“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辨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三国·吴志》本传。事荒废而见称，辨具而见斥者，辨具者徒修饰，荒废者乃实仁惠也。所以荒废得为仁惠者，以所谓辨具者不过以国之所求民所不利者，强力而推行之耳，此茧丝保障之异也。

　　马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所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文献通考·选举考》。今案淮南王安受诏作《离骚传》；河间献王亦对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安帝永初二年诏谓：“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顺帝阳嘉三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亦以周举才学优深，特加策问。《后汉书·周举传》。可见策问之始，实非疑其人之冒滥而思有以考试之，乃诚以其人为贤能而咨询之也。然章帝建初五年诏引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则时之重言语笔札也久矣。人人面问，事烦而难行，故终必又偏重笔札。《汉书·尹翁归传》：田延年召翁归辞问，甚奇其对，除补卒史。师古注：“为文辞而问之。”此亦策之类也。然则即守相之试其下，亦有不能尽用语言者矣。葛洪言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髙文不堕顽夫之笔。此自今日文辞冒滥之世观之，或疑其不实，然亦由衡鉴者之无识。言为心声，诚不可掩。苟司衡文之责者，诚为学识超群之士，亦未尝不可衡其文而知其人也。特以观其人之志识趣向则有余，欲知应变之才，则终须试之以事耳。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