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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钱币

　　《汉书·食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不为币，谓国家不以之为币，随时而轻重无常，则谓民间仍通用之也。国家偏重金铜，必由民间先偏重金铜之故，在各种用为易中之物中，金属渐翘然独异矣。

　　《食货志》又云：“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案《史记·货殖列传》言谷贾，上者不过八十。汉初战争，实不甚烈，谷贾安得翔踊如此？疑当时实以铸钱为筹款之策，乃至是也。参看第四章第一节。《高后纪》：二年（前186），行八铢钱。应劭谓即秦半两。六年（前190），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纪》：五年（前175），更造四铢钱。《食货志》云“为钱益多而轻”，又云“其文为半两”。应劭曰：“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古不甚更钱文，故自隋以前，所铸钱皆曰五铢。见《日知录·钱法之变》条。八铢、四铢，皆曰半两，职是之故。古以二十四铢为两，若秦半两即重八铢，《汉志》不应云重如其文。然则应劭谓八铢即秦半两，乃劭时秦钱已不可见，故有此误也。《志》述荚钱，云令民铸，则汉初并无私铸之禁。是年，《纪》及《志》皆云除盗铸钱令，未知其令起于何时。自此令除，而钱法大乱。《志》载贾谊之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又云：“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其祸可谓博矣。晁错对策，顾以“铸钱者除”，为文帝大功之一者？当时私铸之罪为大辟，错盖谓盗铸令除，则民命可全，而不知其所损者实大也。不特此也。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县。得自铸，见《史》、《汉》《佞幸传》。《志》言吴、邓钱布天下。《佞幸传》亦云：邓氏钱布天下，《盐铁论·错币篇》：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煑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前144），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五年（前136），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四年（前119），行皮币白金。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又令京师铸钟官赤侧。其后白金、赤侧皆废，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已见第五章第十节。《盐铁论·错币篇》：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甚。”然则专令上林三官铸后，至始元时，圜法犹未大定也。然是时措置已合，故终能渐趋安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钱币者，物贾之度量衡也。度量衡可一不可二，钱币亦然。故古虽各物并用，秦、汉间遂专重金、铜。然事变之来，每非其时之人所能解。不能解，遂欲逆之而行。汉武欲行皮币白金。哀帝时，又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宝，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者。见《汉书·师丹传》。皆与文学谓往者币众财通而民乐，同一见解也。又有谓钱可废而代之以谷帛者。晁错曰：“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贡禹曰：“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平，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师古曰：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皆见《汉书·食货志》。后汉肃宗时，张林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诏诸尚书通议，为朱晖所驳，事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后汉书·朱晖传》。均系此等见解。景帝后三年（前141）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昭帝元凤二年（前79）、六年（前75），皆诏三辅、大常郡得以叔粟当赋。皆可谓颇行其议者。王莽之见解，盖亦主张众币，故其定制，至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事与时违，卒至大败。其时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注云：置铁官以铸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盖民习于旧，不愿更张也。光武建武十六年（40），以马援议，行五铢钱。终后汉一朝无大变。至汉末，董卓出，乃大坏。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学能言之士。刘陶上议，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竟不铸钱。灵帝中平三年（186），铸四出文钱。《宦者传》云：“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此盖董卓改币时，为恶币所逐也。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卓传》云：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三国志·卓传》作谷一斛至数十万。案《后书·卓传》述李傕、郭汜作乱时情形云：“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纪》兴平元年（194），亦有是语。

　　则谷一斛数十万，自在傕、汜入长安后，卓时物价虽贵，尚未至此，《志》盖要其终言之也。又钱无轮廓，不便人用。钱法自此大坏。魏文帝黄初二年三月，复五铢钱。十月，以谷贵，复罢。《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236），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238），铸当千大钱。九年（246）《注》引《江表传》曰：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吴行大钱，十年而废。蜀直百钱后亦无闻，疑亦未能久行也。

　　《史记·货殖列传》言：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云：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此即《汉志》所谓随时而轻重无常者。《吕后本纪》言：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媭。媭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可见是时贵戚之家，藏珠、玉等甚多。《史记·留侯世家》言：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书·高帝纪》：四年（前203），破曹咎汜水，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史记·项羽本纪》但云尽得楚国货赂。《汉书·李广传》：李陵军将败，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后汉书·西羌传》：唐喜讨破杜季贡、王信，收金、银、彩帛一亿以上。《三国志·董卓传》：牛辅取金宝，独与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逾城北渡河。赤儿等利其金宝，斩首送长安。《魏武帝纪》：破袁绍于官渡，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注》引《献帝起居注》载公上言云：辎重财物巨亿。《齐王纪》：正始元年（240），诏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言：酒泉大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在外，得脱，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蜀志·糜竺传》：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进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先主传》：成都降，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据《张飞传》，是时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后主传》景耀六年（263）《注》引王隐《蜀记》：后主降魏，遣尚书郎李虎送金、银各二千斤，盖亦以犒军也。《吴志·甘宁传》言：宁受敕出斫敌前营。孙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之。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又通酌兵各一银碗。凡此，皆可见当时军中，多有珠、玉、金、银。《史记·陈丞相世家》言：平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后汉书·独行传》言：王忳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生谓忳曰：“要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则行者多以为资。《杨震传》：震迁东莱大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独行传》：雷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则行贿者亦用之矣。故晁错谓其为奸邪所利，而令亡逃者得轻资也。《续汉书·礼仪志注》引丁孚《汉仪》述《酎金律》云：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七年（82）《注》引作用犀角二，长九寸。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后书注》引作翠羽。各二十，准以当金。此为国家于金、银外特许以他宝货当币者。《后汉书·张堪传》：樊显言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则民间亦极流通。然终不敌金银之广。《汉书·疏广传》：广父子俱告归，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大子赠以五十斤。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王忳受书生之属，亦粥金一斤，营其殡葬。可见金银兑换，已极便易，珠玉等恐不能如是也。金银在当时，虽多以之制器皿，如前引甘宁以银碗酌酒，第二节引贡禹言蜀、广汉主金银器，岁用各五百万是也。《三国志·卫觊传》：明帝时，觊上疏言：“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吴志·孙亮传》大平二年（257）《注》引《江表传》，谓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孙传》：遣宗正楷奉书于琅邪王休，言亮于官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华核传》：核上疏曰：“今民贫而俗奢。兵民之家，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皆当时多用金银以作器物之证也。

　　然观其铸造有常形制，即可知其多用作钱币矣。何以知其铸造有常形制也？案《汉书·食货志》言：秦黄金以溢为名，孟康曰：“二十两为溢也。”师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案项王使项悍拜陈平为都尉，亦赐金二十溢。汉黄金一斤。《萧望之传》：张敞言今有金选之品。应劭曰：“选音刷，金铢两名也。”师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锊，铸即锾也。其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一曰重六两。”似皆以权度计多寡。然《武帝纪》：大始二年（前95），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渥洼水，在今甘肃安西县。党河支流。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蹄，以协瑞焉。”师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蹄，则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时吉字金挺之类矣。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而形制巧妙。”今案《后汉书·董卓传》引《献帝纪》，谓牛辅自带二十余饼金；《三国志·陈矫传注》引《世语》，言文帝以金五饼授矫，《齐王芳纪》：嘉平五年（253），赐刺费祎之郭修子银千饼，绢千匹；则饼亦为当时金银形制之一，师古之言，信不诬也。《汉书·冯唐传注》引如淳曰“黄金一斤直万”，盖据王莽时制言之。《惠帝纪注》引晋灼，即据《食货志》为说，见下。比例是否有常，固难遽断。然遍读两汉之书，未尝见有异说，则其价必无大差。《惠帝纪》：帝即位后，赐视作斥土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注》引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钱万。”师古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案《景帝纪》：元年（前156），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与丞相议：“吏迁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盐、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此罚金沿袭古之罚锾，本为制兵，必不折钱。金选或重十一铢余，或重六两，盖即一指黄金，一指赤金。然则汉时赐与，当有三法：予之黄金，一也。予之钱，二也。予之金，即今之铜，三也。三者晋灼所谓实金也。然此法行之甚少，大都非与之黄金，即与之钱。云赐黄金而实与之钱者，必以万钱当一斤，故王莽因之而定制也。铸造有常形制，与钱有常比价，其用之之广可知矣。职是故，黄金散之民间者遂日多。旧时读史者，率言汉世黄金多，后世渐少，归咎于佛象涂金，及世俗泥金写经，帖金作榜。汉时佛教虽已入中国，传布未广，耗金必不能甚多。然以后方前，黄金亦渐觉其少。梁孝王死，藏府余黄金四十万斤。汉武帝征匈奴，一次赏赐用黄金二十余万斤。王莽遣九虎东行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史传所载汉世金多之事，亦有不可尽信者，如汉高祖与陈平黄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等是也。然此所引三事，必非虚诬。董卓凶暴，聚敛何所不至？然郿坞中不过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而已。《汉书·王莽传》：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莽聘皇后三万斤，而《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之聘曹皇后，但赍璧帛玄绢五万匹。盖丧乱之后，黄金难得使然。黄金不能销蚀，官家藏少，必流入民间矣。此古今币制无形中之变迁也。 咪咕公版·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