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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说家约瑟夫·多克斯来说，大名鼎鼎的特纳博士——或者叫雨果·特韦尔夫特里斯·特纳博士，这个读者大众广为熟知的名字——一点也不陌生。

　　公众对声名显赫的特纳博士已经熟知十五年，甚至更久了。最近十年来，他始终是他所创办的那本有名的刊物《阅读·写作和相关艺术双周刊》的精神领袖。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双周刊》的创办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大事之一”；另一位评论家指出，若没有这本刊物，生活“简直不可想象”。《双周刊》是在评论界大致上分裂成两派的时候问世的。其中一派是主张散文体的保守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另一派是主张故作风雅文体的《日晷》。特纳博士和《双周刊》的观点介于这两个刊物之间，扮演着折中者的角色；《双周刊》这个刊物可以极其恰当地归入中间派一类；特纳博士本人可谓全国走中间道路的主要实践者。他最伟大的贡献就体现在这一点上。

　　事实上，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固执地争论着特纳博士拥有这个称号的权利。那些评论家对博士开阔、睿智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不信任，相反，他们还感到十分惊慌；他们公开声称在特纳博士的评论见解中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对，应该是危险的——激进主义倾向。这种评价简直滑稽透顶。特纳博士既不过于右倾也不过于左倾，而是“有点中间偏左”。他本人对这个评语会马上表示赞同；这个措辞会使他高兴。

　　在特纳博士富有意义的生涯中，曾有一段时期，他的立场比现在保守得多，这是事实。但是，使他永远值得赞扬的是，不妨说，随着他年纪的不断增长，他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岁月使他越来越有容忍心，学识越来越深邃，理解力越来越深刻；这个勇敢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成熟了。

　　从前，在某个场合下，特纳博士曾把几个更倾向于现代派的作家的作品说成是“一群肮脏男孩”的作品。首次使用这个质朴却尖锐的措辞的人就是特纳博士本人，这样说是完全靠得住的，比肯希尔地区的人们读到这个措辞的时候会发出咯咯的笑声，深表赞赏；俱乐部里的绅士们一边用《双周刊》拍打着他们的大腿，一边高喊：“好极了！”他们对那个家伙历来都有这种感觉，不过他们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他们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人，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特纳——啊，棒极了，棒极了。很明显，一个无畏、有益的新生力量出现在国内文学界了！

　　然而，过了不久，特纳博士的那个肮脏的男孩却被人这样形容：“他在户外厕所的墙上乱写脏话，想以此来震惊那些长辈们。”这就更棒了！一个令人开心、形象的比喻就这样深入特纳博士的《双周刊》读者的心灵，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因为对《双周刊》的忠实读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爽快的呢：正当他们打算舒舒服服地解决不可避免的生理问题时，他们可以抬起头，用饶有兴趣、宽容的目光阅读那些为数众多的肮脏男孩涂写在墙上的某些字句。这些男孩包括：阿纳托尔·法郎士、乔治·伯纳德·肖、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和戴·赫·劳伦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使他们感到震惊。

　　即使特纳不再有别的贡献，他的地位也是稳固的。何况还会有，还会有许多贡献呢。因为即使在最初阶段，特纳博士已经显示出了突出的才华。他始终能领先于自己手下的评论者和追随者两大步。举例来说，特纳博士首先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发现：性是沉闷的。这个消息起先使《双周刊》的读者们大吃一惊，他们对这种事开始感到惊慌、震惊，全给吓住了，最后被迫发出一阵愤怒的、气急败坏的声音：“这，这种事情，现在；如今，他们竟写这种东西了；这种，这种，哼，这种污秽的东西！这个劳伦斯，哼！”

　　特纳博士使这些心烦意乱的人得以平静下来。对这些热衷于性描写的作品，特纳博士既没有被吓住，感到震惊，也没有被激怒。他并不气愤。他的做法远比这些更加高明。特纳博士觉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会觉得有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觉得整部作品无聊透顶的话，他会有这种感受。甚至早在1924年，他在一篇评论戴·赫·劳伦斯最新作品的文章中如下写道：

　　这种对性的专注——同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偷偷摸摸地在牲口棚一侧胡写乱涂毫无二致——（注意博士早先的丰富想象力是怎样巧妙地表达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会使明智的成年人感兴趣，事实上，如果作者不是把整个作品写得那么沉闷的话，那些成年人都会认为所写的内容都是人们在少不更事的时期曾经经历过、然后忘掉的事情……

　　起初，《双周刊》的读者会感到吃惊，随后，几乎都被这个观点给迷住了。

　　他们曾经感到沮丧、极其迷惑——但是现在！嗨，啊——哈——哈，那种事情的确很滑稽，不是吗？进入大学二年级之后，他们早就把“那种事情”忘掉了，然而那个家伙却对那种事情极端热衷——要是他把作品写得不那么沉闷的话，这的确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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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会有，还会有很多贡献呢。那个善良的特纳博士，二十年代五花八门、复杂的各种情况他都遇到了。一切都像万花筒似的迅速变化着，各地的人们都感到迷惑。这是一场考验，不具有特纳博士那种勇敢精神的人可能站立不稳，栽倒在地。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位新的伟大诗人被发现。每一期《双周刊》出版，都会有一部足以同《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长篇新作推荐给世人。每个月，在令入迷惑的时尚潮流中总会有一个引起轰动的新运动出现：查理·卓别林起初根本不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而是这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悲剧演员（学问高深的艺术家们力争使国人相信，他合适的角色应该是哈姆雷特）。美国真正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滑稽脱衣舞（科普利、惠斯勒、萨金特、贝洛斯加利之流的作品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唯一真正属于本国并值得保存的戏剧是歌舞杂耍表演。唯一真正的音乐是爵士乐，美国只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吐温；他已经被挫败，只因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如此优秀，只因为他是——美国人，不过，他若不是美国人的话，他原本可以做得——极其优秀的！），除此之外，国内唯一富有价值的作品就是那些广告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才真正地反映了美国人——其他的都做不到这一点，都是没用的垃圾。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这股狂热劲儿不断高涨。随着钟表的不停运转，文化变得越来越混乱。但是特纳博士在思想上站稳了脚跟。特纳的观点很明确，始终坚持走中间道路。对一切事物的发展及其重要性，他都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

　　诚然，他有一些不足之处。在文化领域，他并不总是站在战线的最前列。

　　但是他能及时赶上。他总能及时赶上。如果有时候他的估计有一些误差的活，他总会及时加以更正；如果他犯了错误，他会像个男子汉似的勇敢地把错误忘掉。

　　看着他的成长会令人备受鼓舞。譬如说，1923年，他把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说成是“已经成为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是一部污七八糟的百科全书”；1925年，他更加宽容地把该书说成是“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该书不同于那一本真正的《圣经》，在于它自始至终写得非常沉闷”；1929年（瞧这个人！），他把该书说成是“惊人的杰作，该书对我们年轻作家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一代中的任何其他作品”；1933年，伍尔西法官宣布了那个著名的决议，允许在合众国内销售《尤利西斯》（决议收在占有《双周刊》整个头版上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编者评论之中），他把该书说成是“完整艺术性的一个辉煌证明……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它战胜了这个时代文学领域内一直受到严厉批评的各种顽固、褊狭的势力……”

　　同样地，当威廉·福克纳的一部早期作品刚一出版，特纳博士便发表了一篇编者评论，来阐明他对该作品的看法，标题为“低级趣味的派别”。他在文中写道：

　　既然脏话和腐败的言论几乎被使用殆尽，再在这方面花费气力只能使已经厌倦的读者失去兴趣。人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作家逐渐对他们自己的畸形作品感到厌烦，转而将其才华运用在必要的实证基础上——我们敢于如此希望吗？——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才华运用在正常生活中呢？

　　然而，几年之后，福克纳先生的《圣殿》出版的时候，博士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把作者同坡[67]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他认为“他沉思的想象力……他可怕的死亡意识……他那激起人恐惧和极端恐怖的创作力，没有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能与之相提并论”，他在评论结束时，含糊其词地告诉读者：“此人还能走得更远。”

　　情况就是这样，虽然特纳博士偶尔也会步调不一致，但是他总会在军士长发现问题之前纠正步伐。此外，他一旦冲到前面，就会勇敢、令人激动地向读者宣布他的地位，就像在某个初见的、令人难忘的美洲大陆首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海岸的那个瞬间，他自己站在船桅的瞭望台上高喊“啊！陆地”时一样。

　　这些作家都是博士更加大胆的发现；几位相对保守的追随者对他这样的大胆冒险行为感到不安；但是，他们用不着惊慌，因为博士在伸出脖子之前肯定已经安全地戴好了头盔：他对崭新、陌生的领域进行大胆出击之前，总会在两侧部署好防卫部队，始终把自己置于良好的保护之下。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博士会采用大胆的、激励人心的方式，勇往直前。他对乔伊斯、福克纳、艾略特和劳伦斯这类作家的赞扬往往会用稳妥的保留态度掩盖起来；甚至连德莱塞、刘易斯这类作家也给予了适度的抑制；在评价米莱、格拉斯哥、卡贝尔、内森、莫利这类作家时，他就会尽情发挥起来——用句俗话说，博士开始胡言乱语了。 上帝的孤独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