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笔记

　　（一）

　　我叫徐敏，十八岁了——是中国的习惯算法，那就是还不足十七周岁。在我填入学证、保证书的时候总是写：“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生于北京。”可是母亲在旁边总要给我补充一句：“那年七月一日是阴历的五月二十日，石榴花都开啦，天气闷热闷热的……”我每次听她这么说，心里就想：“妈妈记得真清楚，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有的时候她也会沉痛地说：“那正是‘九一八’后的第三年。北京街上有许多东北难民，我正在大学读书，因为要生你就休学了。可是我总和同学们在一起做募捐工作，然后送给在街头流浪的东北同胞。有一次在吉林会馆慰问受难同胞，两大群警察把我们包围了，把一个姓钟的同学逮走，我被人挤倒在台阶上，当天晚上你就出世了。可是姓钟的同学一直没回来。听说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反对‘不抵抗主义’，她是被他们——蒋介石的特务给害死了……”我一听这个话就难过，妈妈的脸也特别阴沉苍白。

　　真的，那时候的年轻人多么不幸啊！我的父亲就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叫自来水龙头浇了一身水，在小胡同里困了半宿，已经冻成冰人啦，又在警察局拘留了五天，回家以后，就得了严重的肺炎，一直躺着不能起床。一九三六年年底他已经有些起色了，又因为夜里查户口和一个警察争辩了一次，当时他就又吐起血来。一九三七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就死去了。从此，我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

　　父亲死后两个月，妹妹出世了。那正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十六日。又过了三个月就是“七七事变”，日本鬼子侵入了北京城。

　　我们母女三人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外祖父母都是最慈祥和善的。还有一个白头发的太姥姥——曾外祖母、一个舅舅、两个姨。在我乍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七七事变”，外祖父、舅舅和两个姨就都走了，离开北京。妈妈说他们不走不行！家里只剩下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可成了问题。本来外祖父是个文教工作者，从来没有积蓄，舅舅和姨们走的时候还都是中学生。生活的担子就紧紧地压在母亲肩上。

　　一个冬天的晚上，大门叫人砸开，进来许多人：有鬼子，也有地痞流氓。有的喊着“查户口”，有的喊着找“不良分子”，却把屋里生活用的东西都抢走了：衣服、被褥、书籍、水壶、锅、碗……全没有了！眼看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就要挨冻啦！可是妈妈总是劝外祖母说：“怕什么？等打走了鬼子，咱家人都回到北京以后，要什么没有呢？”妈妈在姥姥面前总是乐观的。可是她把夏天的衣服包起来跑到当铺里去当，拿很少的钱回来日用，有时候当不了什么钱她就不当，空手回来找点东西卖给打小鼓的，我看她的脸色就没有劝姥姥的时候那么高兴，甚至特别苍白，叫我害怕。

　　冬天勉强过去了，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屋里睡，天还没黑就把大门锁上，自从家里的小狗小黄叫日本鬼子打死以后，院里更空落落得可怕。大约是旧历的正月，天仍然很冷，不到六点天就黑了，我们在床上玩手影，妈妈在刷碗的时候，忽然大门被擂得山响。我们互相望着像大祸临头一样，我和小妹妹都哭了，两人一起往外祖母怀里钻。曾外祖母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耳朵虽然聋看我们这样子也急得不行。妈妈一边安慰我们说：“别怕！”一边强自镇静地擦着手，颤声说：“谁呀？”外边是浑浊的鬼子的声音：“开门！大大的，要紧的……”妈又问：“你找谁？”外边不回答，使劲擂大门，电表的保险丝震坏了，屋里一片黑暗。我在外祖母怀里感到外祖母也在发抖。妈妈忽然大声说：“不说找谁，不给开门！”曾外祖母小声叫着妈妈的小名说：“青儿！你别出声了，叫人听出咱们家连一个男人都没有……”叫不开门，外面的人走了。第二天街坊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是鬼子卖仁丹、臭虫药，捎带着调查……不开门他们还会来的。”我们的门户更紧了。但是曾外祖母吓得病了一场，一个月才好。

　　为生活所迫，妈妈用自己早年存的花布做小孩衣服，到中原公司和百货公司去寄卖。但是人家不要，人家要日本货。妈妈又到国货售品所去，过去外祖母家买什么都是去王府井国货售品所，所以有熟人。他们答应给寄卖。但是东西放了半个多月才卖出五件。妈妈本来答应卖了东西给我买糖，现在只好用这点钱买杂合面儿，我看见妈妈背着灯掉眼泪，我也在被窝里哭了。之后国货售品所被日本鬼子硬逼着改成百货售品所，熟人也换掉了，妈妈做的东西更卖不掉了。

　　春天来了，东西更贵了！妈妈上当铺去得更多了。一次妈妈带我去当外祖父的皮袍子，妈妈叫他们写五十块钱，他们只写了八块。高高的柜台看不见人，只听见一个难听的声音说：“就八块，多一个子儿也不要！”妈妈低声和气地说：“这么好的皮袍子，您多写两块吧，十块，行不？”里面的声音说：“甭想！八块，你当不当？”妈妈叹口气说：“八块就八块吧，我当了！”那声音又说：“二分五的利息，三个月死当！”妈妈大为吃惊地说：“仨月？不是一年半吗？”那声音说：“东洋规矩！”妈妈说：“什么时候改的东洋规矩？”“什么时候？你当不当吧？”妈妈的声音像是要哭：“当啊！”一阵算盘声，从柜台里伸出一只手来，递给妈妈一张画着字的纸和几张破票子，就把外祖父一件好看的蓝绸子面、花毛毛的灰鼠皮袍子抓走了。我抬头一看妈妈的脸像纸一样白，用她冰凉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走回家去。

　　家里再没有东西可以当了，已经当了的东西根本赎不起。妈妈再三托人，总算得知胡同里的一家人要一个家馆先生，妈妈去了。但这家人孩子非常多，什么程度的都有，国文、数学、英文，都要教，外带给他们家记账、写信、给少奶奶织毛衣、陪老太太聊天……不到两个月，妈妈病倒了。

　　在妈妈生病的一个五月的晚上，又有人叫门，外祖母问：“是谁？”“查户口！”不一会儿，进来一大屋子人，有鬼子、有便衣——后来我知道那是特务和伪警察。他们一边看户口单子一边问：“户主上哪儿去了？”妈妈说：“回原籍了。”“户主的儿子呢？”“也回原籍了。”“你是什么人？”“我是户主的长女！”“徐青？出阁的人啦。你的男人呢？”“死了。”他们停了一会儿没言语。我当时心里真难过，要是父亲不死，也许日子好过些。这时一个便衣又问：“男人都回原籍啦？哦？女的可留在北京，真邪门儿！”妈妈镇静地说：“男人都有病，在外头没法子过。”“女的倒有法子过？你们指着什么过日子？有钱，对不对？”妈妈看了他一眼说：“哪里有钱？教家馆！”便衣把脸一拉说：“问你话是客气。不实说，可有地方叫你说。”“确实没钱。”便衣把眼睛四下一扫说：“没钱还住独门独院？”“我们是给一个同乡看房子。”“同乡也走了？又回原籍了对不对？甭理她，给我搜！”日本鬼子跟这个特务叽里呱啦说一阵子，就搜起来。一个熟识的老警察走过来，悄悄对妈妈说：“一样话十样说，你可不能动气呀！”

　　他们把衣柜打开，里面什么也没有，又打开箱子、抽屉，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倒是在相片本里发现一张舅舅穿着学生制服的四寸半身像。鬼子对特务说：“八路的……”特务恶狠狠地对妈妈说：“这是谁？”“我弟弟。”“不像有病的！他回原籍了？还是去什么地方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个老警察说：“我想她也不敢撒谎。咱们今儿个可还要查好几家哪！要没搜着什么可该走啦，别把别处耽误了！”特务瞪了老警察一眼说：“你忙什么？”老警察连忙笑着说：“我哪儿敢忙啊？我是户籍警，只是各尽各心。您要准说不忙，咱就在这儿泡！”特务哼了一声跟另一个便衣又搜了半天，才说：“这房子够好，算你们二等户！二等户要给皇军献七十斤铜！明天送到保长家！”妈妈说：“七十斤？连七两铜也没有啊……”但是他们都已经走到门外去了。特务又回头大声说：“没有？！到宪兵队去说！”妈妈关上门回来望着屋子被搜得七零八落的样子，呆呆地站了好半天才抱起我来说：“孩子，不用怕！国家被人家占了就是这个样！以后这种事少不了！要学得勇敢起来！”外祖母紧张地说：“七十斤铜可上哪儿弄去呀？”妈妈像是横了心似的说：“上哪儿弄？就是没有！到时候再说吧！我头都疼了，咱们快睡吧，都十二点了！”第二天是个好天气，院里的江西蜡梅开得美极了。妈妈正预备给家馆去上课，保长来了，问要献的铜准备好了没有。妈妈说：“没有！”保长是个老滑头，见妈妈态度很强硬倒和气起来说：“咱们街里街坊的，瞒上不瞒下，谁也不是他妈日本人的亲爸爸，左不过是没办法的事儿。您先紧着家里的铜器拿出点来送去，也省得找麻烦！好鞋还不踩臭狗屎呢！”妈妈想了一下说：“折现钱行不行？”保长装模作样地摇着他的胖脑袋说：“哟！那得合多少钱呢？”妈说：“多了也没有！我昨天领了薪水一共十八块钱，给我们留点过日子，您看着拿吧。”保长不痛快地说：“这么点钱！您自己到段上去说吧！”妈妈生气地说：“行！我自己去！”保长一看有点后悔自己刚才把话说绝了，又往回找补着说：“瞧您！还是先到我那儿办个手续吧！”妈妈只好跟他走了。外祖母不放心地追出来说：“青儿！办完手续先回趟家，再去上课！”

　　但是都到下午了，妈妈还没回来。家馆那边还打发听差来找妈妈。外祖母急坏了，把我和小妹妹交给曾外祖母，准备出去找妈妈。偏巧妈妈这时满身是土，疲劳不堪地回来了。原来保长带她去办手续、交钱，又去献铜处办手续、交钱。每一处都等好长时间。好多人因为没有铜可献，都被带到宪兵队去，有的当场就被鬼子打了。

　　当时许多人家都不肯送子女上日本人管理的学校，有点条件的请家庭教师的风气很盛。妈妈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有了两个家馆的工作，她更忙了。往往天都黑了，西北风吹得电线发出野兽般的吼声时，妈妈还不回家，家里冷清得怕人。白面已经没有卖的了。买小米面、棒子面，买盐、买煤，甚至于买杂合面儿都要排队。杂合面儿里掺很多沙子，做窝头时先要把沙子用水澄出去。到年根底下连杂合面儿都没有了，配给各户一种混合面，是由花生皮、豆渣、荞麦皮、糠、谷皮等碾碎混合而成，自然沙子更多。曾外祖母是八十多岁的人，就这样把肠胃吃坏了，泻肚二十八天去世了。临死她用手比成一个圆圈，费力地说：“……团圆……”妈妈哭着说：“弟弟、妹妹就是为了将来大家团圆才走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曾外祖母去世后，妈妈向两个家馆预支了钱买的棺木。入殓的时候，妈妈用手顶着棺材盖板，不断地向曾外祖母说：“姥姥，他们会回来的！”虽然入殓了，却不能下葬。原来妈妈忘记给段上那些头头脑脑“车马钱”。妈妈在段上蹲了大半宿把买棺材剩下的钱给段上的人交上，才领下来“抬埋证”。

　　曾外祖母去世后，外祖母常常一个人偷偷地掉眼泪，看她那么伤心，我就领着小妹妹躲到石榴树下一起哭。我问妹妹：“你知道谁叫咱们家一家人不在一块的？”妹妹仰着挂满泪水的小脸说：“日本鬼子！”“对！你长大干什么？”“打日本！”我就抱住她，给她擦眼泪。

　　一九四三年，我插班上了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妈妈送我上学，路边上躺着两个饿倒的人。妈说：“你看，有一个还在动哪！”她拉我赶快跑过去。一看，是一个才三十多的年轻人，瘦得皮包骨，我把手里的窝头递给他，他看了看，没有动。妈问他：“你是渴吧？”他用力地闭了闭眼睛。可是我们并没有带水呀！妈妈用身上仅有的几百元破票子（这时已经改用“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了），跟旁边一个卖酸枣汤的好说歹说地买了一碗酸枣汤，又要了几块冰，给这个“路倒”送去。但是妈妈叫他喝水他不动。妈妈把冰放在他手里，他睁开通红的眼睛，把冰块往嘴里塞。他是在发高烧！妈妈赶紧又喂了他酸枣汤，他喝了以后好像松了口气，用眼睛看看我们，像在表示感谢。但等我放学回来时，这个人往前爬了几个大门，却直挺挺躺在那儿，死了。

　　小学校里有很多小朋友，老师也和蔼，我真喜欢上学，但是有一个日本教官非常厉害，每天早上他都要对我们“训话”。他那凶恶的态度，吓得每个小朋友都把脸绷得紧紧的，老师的脸更难看。不久日本统治下的伪政府搞什么“强化治安运动”，并强迫我们背“强化治安条例”。那么长的“强化治安条例”我们都背不下来。一次，日本教官来我们班检查背“条例”的情况，见我们都背得不好，当场就把老师带走了。之后老师一直没回来，听同学们偷偷地说：老师是被带到宪兵队去了。我们想老师，她对我们那么好！但是她却不知下落了。我难过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下决心不叫我上学了。她自己下了家馆课再教我和妹妹读书。

　　可怜的妈妈，她太累了！白天她教家馆，回来还要洗我们的脏衣服、打扫房间、帮外祖母买菜、做杂务，所以我从七八岁开始就帮妈妈做家务。而妈妈呢，从不叫苦！晚上做完这些杂事她就在菜油灯下给我们读《爱的教育》《稻草人》……有时外祖母也来听。但是，我和妹妹一睡下，妈妈和外祖母就说另外的话了：“日本打得可不好！快完蛋了！”“日本最近在战场上死的人可多了！”“日本女人为了不让她们的男人去打仗，有的开始卧轨啦！”“弟弟妹妹们不久就快回来啦！”妈妈担心我们会到外面说，从来都是背着我们和外祖母说，她不知道我其实也恨日本侵略者！我也不会跟什么人都瞎说的。看看！日本鬼子的日子果然越来越不好过了。现在，地面上说怕美国飞机来炸，叫家家挂黑窗帘。我们因为没有钱，买不起窗帘，就用报纸刷上锅烟子挡在窗户上，结果保长说我们违抗命令，怎么辩也不行，还是罚了十块钱。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外祖父、舅舅、两个姨也都没有消息。一九四四年的端午节，外祖母突然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不断地叫着舅舅和两个姨的名字。妈妈急坏了，第二天早上神秘地把一封信交给我，说：“敏儿！你到大门外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往院里跑，你要边跑边说：‘妈妈！给您一封信！’这是给姥姥治病的药！懂吗？你姥姥的病完全是因为想舅舅他们想的。”我使劲地点点头，想让妈妈知道，我是大孩子了，懂妈妈的心。外祖母是不识字的，这样做也许她的病会好呢！我按妈妈教的从院门往里跑，一边大声喊着：“妈妈！您的信！”妈妈说：“拿进来吧！”外祖母从床上抬起头来说：“谁来的？”妈妈假装高兴的样子，笑着大声说：“弟弟来的！小敏给姥姥念念！”我看了妈妈一下，大声念道：“母亲老大人：我及两个妹妹在外都好，我们的买卖也很顺利，和父亲大人也有书信来往，请大人勿念……”

　　我念完以后，外祖母对妈妈说：“呃！他们好像知道你姥姥死了似的，怎么一个字也没提哪？”妈妈的眼睛里满是眼泪，可是她却笑着说：“您可真不知足，好容易来一封信，哪能问得那么全呢？他这封信不定走得多么慢呢！”外祖母问：“这信走了多少日子？”妈妈想了一下说：“也许日子不太多吧。”外祖母说：“可不是吗！信皮还那么新哪！”说也奇怪，外祖母的病第二天就好了。善良的外祖母啊，她不知道那是一封假信啊！

　　外面很乱，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就很少出门了，待在家很寂寞，但也没有法子。以前妈妈带我们去北海公园时，见到日本浪人在那里喝酒、乱唱，军官则带着女人在那里吃、闹，做着让人看不下去的动作，妈妈总是带我们绕开。现在，就不只如此了，出门连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和妹妹索性不出去了，一切都等着打走鬼子再说、再玩、再欣赏。我们一定在家好好学习，等着外祖父和舅舅回来，用我们的学习成绩叫他们高兴！虽然我不出去，但以前的同学有时还来看我，听他们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真叫鬼子给害死了，有人在东城一个宪兵队的后墙外面，发现了老师的尸首全身肿烂，已经不成人形了。老师的妈妈天天去那儿哭，后来家里的人怕鬼子把她打死，只好把她关在家里。我们的好老师！我总忘不掉她教我们写字的样子：穿着短袖的麻布大褂，抬着手指着黑板上大个儿的“马”字，有腔有调地说：“一横、一横又一横，一竖再一竖，一个大拐弯，一点、一点、一点，又一点。”然后用她那红苹果一般滋润的脸笑着看我们，风吹着她的短发，她笑眯眯地问：“会了吗？再说一遍：一横、一横又一横……”有一次，我在操场上摔倒了，她连忙把我抱起来说：“不怕，老师帮你掸掸身上的土。”她看我要哭就又说，“好孩子咱们都大了，摔一下不要紧。”老师这样安慰我，我也就不哭了，反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从她身上跳下来，赶紧就跑。老师把我叫住，和气地说：“徐敏，老师刚才扶你，是帮助你，你应当谢谢老师。”我赶紧给她鞠了一个躬，不好意思地跑开了，她在后面紧着说：“你刚才摔了跤，不要再跑啦！”这么好的老师，今后再也看不见了，让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给杀死了！！

　　这时候的北京人，都饿得皮包骨，每天妈妈下班回来，老远就能看见她那深陷的眼眶子和消瘦的脸颊，她那曾像黑缎子一般的乌黑头发，现在像一蓬乱草顶在头顶上。中国自己的军队快回来吧！

　　（二）

　　一九四五年一个早上，妈妈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忽然紧急地敲着大门回来了。她手上拿着一份报纸，进了门也顾不得去关，拉着我抱起小妹妹，就往屋里跑，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了！只见妈妈对着屋里大喊：“妈！日本鬼子投降了！”外祖母张大深陷的眼睛从屋里擦着手出来说：“你说什么？”

　　“日本鬼子投降啦！！！”

　　“真的？”

　　母亲放下我们和外祖母抱着哭起来。

　　我的心里像打秋千上高儿的感觉，只是高兴，并不想哭。摇着妈妈的膀子说：“那么姥爷、舅舅、二姨、三姨都要回来了？”妈妈擦着眼泪笑着说：“可不是嘛！”

　　那时街上的日本鬼子都解除了武装，再也没有原来的威风样子，有的老百姓就说：“真是上天有眼，他们也有今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这天秋高气爽，妈妈领着我和妹妹像许多北京人一样来到天安门前，因为原来的日本占领军头子——根本博，要在今天签降。街上的人很多，都想看看日本鬼子投降的样子。许多小贩兴奋地贱价卖东西。在阴历的九月天，他们头上冒着汗珠大声地喊着：“不怕贱的来买呀！”他们单纯地以为，日本鬼子被打跑了，中国人自己的政府要回来了，东西肯定会落价，手里的货要甩出去。

　　但是没想到，一个多月过去了，日本鬼子也签降了，米价反而涨起来。天天报上登着××接收大员从重庆飞来的消息，美国兵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乞丐也多起来。许多小贩自杀了，米铺扣笸箩，物价飞涨，有东西不肯卖的现象也开始了……

　　请家馆人家的子弟开始入学了，妈妈在这时候失了业。可是妈妈并不灰心，把我也送入附近一个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妹妹读三年级。一家人都全心地等着外祖父、舅舅和两个姨回来。

　　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我们一家人总是悬着心，等待有人敲门，希望亲人们会突然回来。可是，除了外祖父从昆明有时有信来，舅舅和姨的消息则一点也没有。妈妈失业已经一年了，家里的东西已当卖一空。外祖父知道以后，托人从昆明带来一笔钱，这可能就是他攒的回程路费，在他来说当时拿得很吃力，但是等到带回北京已经所剩无几了。同时外祖父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娇儿勇抱长风志，弱女独撑逆水舟。”妈妈看完掉了眼泪。我问妈妈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这是指你舅舅和我！”她虽然眼里含着泪水，却仿佛很安慰的样子，笑着对我说：“你舅舅可是一个有眼光、有志气的人！”我不太明白妈妈的意思，又问：“那说你什么？”妈妈说：“我就应该把这个家支撑下去！”

　　不久，妈妈经人介绍到一个学校教书，全家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点着落。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一所私立中学，因为学校以学费为经费，所以设备不太好。而且除了校长，教师的生活都清苦极了。但是听说校长家还是很富的，不但有房产，还有金条。在学校这些老师中，我们最尊敬的是一位国文先生——吴瑛老师。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听说她丈夫是“七七事变”的时候参加抗日走的，开始还有消息，后来就不知下落了，现在都胜利了，也没有回来，所以她的生活负担特别重，平时走路都像直不起腰来，可是一进课堂，她就拿出最好的状态，神采奕奕地给我们讲课。不但课文讲得好，而且告诉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做人要讲正义，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努力，要有志向、要追求真理……但听说她在学校老师里薪水最少，因为校长不喜欢她；而学校教师的薪水完全由校长一个人决定。有一次吴先生（那时在中学里尊称老师为先生）给一位生小孩的老师代课，到发薪的时候只发了薪水的钞票部分，应得的实物——一袋面粉——却没给她。开始，她还以为把面粉给了生孩子的老师，所以还很高兴。但当她得知那位老师一无所得时，便去问校长。校长的脸色很不好看地说：“这是我的公事，由我说了算！你无权过问！”吴先生很生气地和他辩论起来。过去学校也出过类似的事，质问校长的人就被解雇了。这次大家都为吴先生捏一把汗，谁知到冬季期末吴先生并没有被解雇。

　　日子跟沦陷时期一样难过，妈妈和吴先生一样过着艰苦的教师生活。有一次上童子军课，规定我们必须穿黑袜子，我和妈妈一说，妈妈说：“咳，吃饭还成问题……”一看我焦急的样子妈妈赶紧又说：“我来想办法！”后来妈妈用煮青给我染了一双，下课一脱袜子两条腿都染黑了。我和妈妈对着笑起来。可后来，体检中发现了我有肺门淋巴结核，妈妈就再也笑不起来。我不知道肺结核在那时还是一种要命的病，妈妈的一个好朋友就死于结核病，所以当妈妈知道我的病后，她脸色苍白，立刻带我去医院检查，然后问医生该怎样治疗？医生说：“静养，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妈妈眼里含着泪，带我默默地往外走。在医院门口，我们见到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子，也在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妈妈走过去问：“这是您的孩子吗？”那女人点点头。妈妈又问：“他是什么病啊？”女人叹口气说：“肺病！”妈妈说：“我的孩子是肺门淋巴结核……”女人反露出一种羡慕的神情说：“那比我们这个容易好！你给她好好治吧！多买点营养品！”妈妈叹口气说：“哦……”我知道妈妈在为营养品发愁。我们同路往外走，又同时进入一个米铺，只见米铺的笸箩都扣着，妈妈问：“有什么粮食吗？”米铺的人耷拉着脸说：“什么也没有了！”妈妈和那个瘦孩子的妈妈对看了一眼，都低下了头。粮食都没得买了，还谈什么营养？！我们走出米铺，在西北风中，两个母亲各自搂着自己孩子的肩膀，顶风走了。

　　学校里的同学们，也在谈论市场上没有粮食卖的问题，并且在一些同学中开始流传“反饥饿、反迫害”的小册子。可偏偏我们校长（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男子，说话声音很大）在一次朝会上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提出‘反饥饿’！什么‘反饥饿’？反正咱们不饿，大米白面天天吃着还饿？可真没良心！”学生中忽然有人说：“你不饿，我们饿！”是高年级那边发出来的声音。校长马上就气冲冲地训道：“是谁这么不懂规矩？！站到前边来！”没有人动，也没有人言语。他像一头发怒的野兽一样，又喊着说：“本来说了灭良心的话，当然不敢承认喽！”他的话还没说完，高二甲班好几十人就一起走到主席台前边说：“是我们大伙儿说的！”他当时也没想到会有几十个人一起到前边来，于是马上做出和蔼的样子，皮笑肉不笑地说：“哎呀，你们简直是一群意气用事的小孩子，干吗这么多人为一个人担过失呢？”可是同学们都争着说：“是我们大家说的！”礼堂的秩序乱起来，都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社会上“反饥饿”的事。校长一看控制不了场面，怒冲冲地说：“你们这些人留下！别人散会！”说完他径自转身出了礼堂。

　　训育主任是个大高个子的中年女人，姓鲁。她站在台上对这些同学大加训斥，最后说：“违抗师长，罪有应得。都回教室去，等候处分！”别的同学都围着高二同学不肯散开，有人劝他们去给校长赔不是，也有人出主意让他们想办法躲过处分。直到上课钟都响了，才纷纷散去上课。听说校长要找出那个喊“饥饿”的同学来开除他，但是这班同学的团结精神很强，没有一个人说出是谁说的。所以最后布告板上公布的是：“××全班记大过一次。”我们都觉得不平，可是谁也没办法，有法子的也不敢说。教师们大多不敢面对这件事，但也有一些有正义感的先生却在谈这件事，其中就有吴瑛先生。她主张请校长收回成命。可是孤掌难鸣，没有人敢和她一同去碰钉子。最后她自己对这事容忍不下去，便自己找了校长谈。谁也不知谈的情形怎样，只是第二天就没见她来上课。同学们都悄悄地议论这件事，直到下午才听一个住校的同学说，昨天晚上学校来了不少的便衣和二零八师的宪兵，逮捕了“反饥饿”那班两个同学和吴瑛先生。大家听后心里都好像坠上了一个铅球，沉重得连呼吸都不畅快了。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师大、北大都常常有学生失踪，晚上又开始了户口检查。妈妈这些日子好像苍老了许多，不爱说话，吃饭也少了……她一天比一天消瘦，我的病也没有转机。吴先生和那两个同学也没有一点消息。街上常常有抓壮丁的卡车，被抓的都是些年轻而朴实的老百姓……和日本鬼子占领时期抓劳工时的办法一样：每四个人用一根绳子绑在一起。

　　一天下午下课回家，从先面飞驰过来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突然，一个像行李卷一样的东西从车上掉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个人！大卡车立刻停下来，车前方驾驶座里的人说：“打！打！别让他妈的跑了！”等他们拿着枪和马鞭下来时，那个人并没有跑而是满脸泥血地躺在地上喘气，从车上跳下来的人不由分说地连踢带打，被打的人只哼了两下就没声息了，这群人才说：“真他妈不禁摔！”然后向站在路旁的警察招招手说：“找人给埋了！”警察点头哈腰地答应着，走到那年轻人的尸首旁边时，卡车已经走远了……我永远忘不了这血淋淋的一幕：那一张苍白的脸、一双死不瞑目睁大的眼睛和身边那摊鲜红的血。

　　（三）

　　近来妈妈的脸色不知道为什么好起来，而且时时有笑容。虽然日子还那么不好过，我的病也没见好转，可是妈妈的高兴使我的心情十分好！有一天我问妈妈：“咱们的日子还有好的希望吗？”妈妈说：“当然！你就记住吧！人人都恨的政府，不会长存的！”她又小声说：“林彪的军队离天津不远了……到那时候，咱们就快解放了！你舅舅和两个姨就会回来啦，咱们的日子也就好起来啦。”

　　不久，我们小时候总在那里玩耍的“东大地”（东单到崇文门的广场）被国民党政府修成了飞机场，有些同学退了学跟着家长走了。那些高层人士家庭的同学总是愁眉苦脸，可是一些贫苦出身的同学，和周围贫穷的邻居们却在悄悄传着北京快要解放的消息。我们一家人心里总是暖洋洋的，等待着即将解放的喜讯。

　　果然，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解放了。解放的前两天吴瑛先生被释放出来，可是她的腿已经瘸了，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受刑的结果。二月三日我和妈妈都各自随了学校到前门外的广场上去欢迎人民解放军，吴瑛先生也去了。风很大，她随着同学的队伍步行去的，我们都担心她累着，可是她却神采焕发，瘦削的脸上充满了光辉。

　　我们人民的军队真是威风啊！我们爬到徐徐前进的坦克车上，向戴着皮帽子的解放军战士撒着我们亲手做的五色纸花，他们和蔼可亲地向我们点头致意，手里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方。我们跳下车，站在路边大声唱着《你是灯塔》和《团结就是力量》。我们面前走过了机械化部队、坦克部队、马队……我们高兴地在大风里欢呼着，拍打着同学的肩头。

　　我们真的解放了！我们那个外号叫“老专制”的校长和“法西斯”的训育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没影儿啦，听说和伪国大代表们坐着飞机，带着金子跑啦！

　　春季开学的时候我又去检查身体，由于心情特好，我的肺部竟然已经大有好转！我真的好开心！在“人教联”（人民教师联合会）里妈妈和吴瑛先生也认识了！这些事都让我觉得高兴，黑暗的日子不会再来了！

　　快乐的日子过得真快，一九四九年暑假后开学时我被批准为正式团员！在我们宣誓的那一天，吴瑛先生也来了，她的腿还没好，上台讲话时一瘸一瘸的。但是脸色红润，带着愉快的微笑大声说：“同学们！我真恨我不能晚生十几年，像你们一样生在毛泽东时代。我从有记忆以来，只记得人家欺负我、压迫我、残害我，小的时候军阀混战，总是要逃难，接着我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弄得我们连饭也吃不上，然后又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这样不记得有一天是自由呼吸过的。可是你们多幸福啊！你们这么多人集会不但没有军警来干涉你们、逮捕你们，反倒有人来祝贺你们、指导你们……我请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准备将来为人民服务……”她又很幽默地说了一些她们青年时代不合理的生活，太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映在鲜红的国旗上，是那么高昂，她笑着走下台去，腿似乎也好了不少。

　　散会后，我兴奋地回家去，路上经过北海大桥，那正是夏末秋初的黄昏，落日把湖水照成金色，在金色的涟漪中映着白塔的倒影，绿琉璃瓦的北平图书馆静穆地站在湖水的西岸，忽然一只水鸟展开白色的翅膀向中南海飞去：“呀！它是飞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去了！它多么幸福啊！毛主席一定还在忙哪！他老人家为了中国人民多么操劳啊！我要给毛主席写封信，向他汇报我的学习成绩，并且告诉他老人家：‘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我是幸福的！’”

　　我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回到家中，大门并没有关（解放后家里常常是不关大门的），院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升上心头。突然妹妹从屋里跳出来，一下子跑到我的跟前拦住我，睁着两只滴溜转的圆眼睛说：“你猜，家里来了什么人？”“什么人？”“一个你想不到的人！哈哈！”她绕着我身边又蹦又跳，一副偏不告诉我的样子，弄得我好生气，推开她往屋里走。她还是忍不住了，又忙着跳到我前面，说：“哈，告诉你吧！是舅舅，舅舅回来了！”“舅舅？！”我推开她跑进屋里，只见妈妈和姥姥都在擦眼睛，好像才哭过。地上放着几件简单的行李，一个高大瘦削的中年男子站在那里。这一定是舅舅了！可是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我印象中是一个穿着学生制服的人，而我面前这个人是一个历经艰难、思想成熟、精神矍铄的人。我恭敬地向他行了一个鞠躬礼，舅舅笑了，两个外眼角上全是皱纹，他应该只有三十二三岁，可看上去像四十多岁。舅舅弯下腰来拉着我说：“小敏都这么大了，我走的时候，她才三四岁，每天唱我教她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次我们地下党小组开会时，还把她叫来给我们唱了一次！”他这么一说，我感到特别亲切。是啊，那时他不但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还教我好多别的歌曲呢！他还喜欢木刻，有一次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在院子里雕木刻，把我叫过来指着他的雕刻说：“这是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作家啊！”那时候我不懂，只是望着他傻笑，可是等他走了，这个画面却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我说：“你现在还雕木刻吗？”他笑了说：“哪有这个工夫啊！”于是他给我们讲开了他在边区的各种生活，怎样和鬼子打遭遇仗，怎样骑马，怎样和老百姓一起种庄稼……讲得我和妹妹都听得入迷了。他最后告诉姥姥他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舅妈暂时还没回北平。我又急着问二姨和三姨为什么不回来，舅舅笑着说：“这事要听组织安排的！她们两个跟着四野南下了！”“什么是南下？”“小敏，你觉得解放了好不好呢？”我急忙点头。舅舅说：“是啊，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盼解放，你二姨和三姨正是去完成这个大任务啊！”姥姥端来了热腾腾的白菜熬粉条，说：“小敏，别缠着你舅舅，快来吃饭吧！”

　　舅舅吃得很快，大概是战争给他养成的习惯吧！他吃完并不离桌，笑着看我们吃。他那一身灰色的制服、一双庞大的厚底布鞋，更显得他待人憨厚而亲切，他虽然是妈妈的弟弟，但成熟得倒像是妈妈的哥哥。姥姥叹息说：“倒是她姥爷，胜利这么多年了还没凑上从云南回来的路费！”舅舅安慰地说：“别着急！全国都解放了，咱们家一定会团圆的！”

　　临睡前我问舅舅在北平待多久，舅舅说：“我是调到北平工作的，暂时不会离开。”我和妹妹乐得跳起来。舅舅说：“听说你入团了？”我点点头，小妹妹插嘴说：“舅舅，舅舅，我是少先队员！”舅舅笑了，说：“好，好。”我大着胆子说：“舅舅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舅舅回忆着，问我：“你今年多大？”“十七岁！”“比你大两岁时入的党！”我心中更升起了对舅舅的敬佩。

　　舅舅回到他原来住的屋子去，我和妹妹都不自觉地跟过去，舍不得离开他。但看他疲劳的样子，我们只好把妈妈交给我的报纸放在他床边的桌子上才走开。

　　第二天是七月一日，天刚亮我就醒了，院子里的牵牛花大朵大朵地开着，晶莹的露珠镶在上面，肥大的绿叶子托着红蓝两色的花朵，美极了。我悄悄地走到舅舅的窗外，心想他一定还在睡着……谁知舅舅窗子大开着，他已经在窗下的写字台上写什么东西了，他看见我说：“小敏也起来了？”我想起小时候，姥爷、舅舅和两个姨都走了以后，想他们的时候我就在纸上乱写点什么，然后扔进舅舅现在这个窗子里说，“舅舅，给你的信”，就笑着说：“舅舅，你们走了以后，我老在这儿给你寄信！那时候个子小，连这么一个窗子还得跷着脚往里扔！”舅舅笑了说：“现在你可是够高了，你是新中国的青年啊！”说完他又忙着低头写东西了。我知道他忙，赶紧走开。可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时期那种受压迫、受迫害的屈辱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拿起喷壶浇着姥姥精心种的一院子的花，心里想着，等太阳出来以后，我和妹妹都到学校去，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学校请人来做报告，我一定好好听报告，认真学习！

　　放学回来，见妈妈和姥姥一边忙着擀面条一边聊天，姥姥说：“你弟弟太瘦了！可怎么好？”妈妈说：“他们生活太艰苦，工作又忙，睡得又少，怎么能不瘦呢？”我进屋抢着说：“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战士，是为解放全中国工作的，他们为我们的幸福吃尽了苦，我们一定得好好学习，长大也参加革命工作，一起建设新中国！”姥姥笑了说：“瞧瞧小敏，在学校里真学了不少新玩意儿！”妈妈也笑了，拼命甩着面条，把面条抻得又细又长。桌子上还摆了不少的凉菜和酱肉，我馋得咽咽口水说：“姥姥，咱们是给共产党过生日吧？”姥姥说：“没想到我有三个孩子都当了共产党，当然第一个是给共产党过生日；第二，也给你舅舅改善改善；第三个……”妈妈抢着说：“第三，今天也是你的生日啊！”我跳过去搂着妈妈说：“谢谢妈妈在今天生了我！多么光荣的日子啊！！”

　　院里的石榴花在阳光下闪着火红的光，像红旗的颜色一样，姥姥给石榴花换了大盆，旁边还有白的、黄的、紫红的西番莲，夕阳照着那些肥大的花朵和绿叶，绚丽夺目。我的心情也好极了，在等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写日记，我写道：“最敬爱的毛主席：我是幸福的！！！我一定在您的旗帜下，为更多人的幸福而奋斗！！！”

　　（遗作。一九五二年春末） 白马的骑者：雷妍小说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