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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朱棣和鞑靼的联合，造就了帖木儿很大的麻烦，因为鞑靼和帖木儿一样，军队基本都是有骑兵构成，虽然战斗力在帖木儿眼里不值一提，但是却造成了他在哈密、瓦刺地区的停顿。

　　而且，鞑靼没有投靠帖木儿的理由，在他们眼里，只有黄金家族的人才能当蒙古人的大汗，帖木儿这只突厥和蒙古人混血的杂种，是不配领导他们的。有的时候，蒙古人对于血统的认可是十分认真的。

　　无形中，鞑靼的反抗对于帖木儿侵略大明，起到了一个延缓的作用，但朱棣不是这样想的，他和鞑靼联合，不过是为了在帖木儿眼里有更多的谈判本钱而已，鞑靼已经不行了，已经被大明打残，又在和瓦刺的争端中消耗了大量元气，剩下的只有苟延残喘而已。

　　十个鞑靼在朱棣的眼里也比不上一个帖木儿汗国，而且，这是朱棣最后的一条路，大明经过自己侄子十余年的经营，他想夺得皇位的机会基本微乎其微，朱允炆的势已经造成，要不是最近几年没有想过对北方用兵，恐怕鞑靼早就落入了大明的掌握，这一点朱棣十分清楚。

　　至于为什么没有对蒙古残余穷追猛打，那是由于文官的体制造成，那些文官不屑于北方的苦寒，认为就算是划为大明的疆土，要派遣官员、军队，对于大明只能是负担，而带不来任何好处，文官体制造就了守成的思想，对于外界的毫无野心之后果，才导致敌人的修生养息。

　　朱棣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他此时的最需要的就是时间，需要时间融合并控制鞑靼，那样才和帖木儿有着旗鼓相当的军事力量。

　　而朱允炆对待日本的政策，也间接帮助了朱棣完成着心愿。

　　建文九年初，征日大军对于日本本州岛实行了全面压制，而此时，日本所谓的顺民、良民都被集中在九州岛上，四国变成了不毛之地。

　　大明军队登上九州岛，大内氏的周防国首当其冲，受到了灭顶之灾，不得不往京都方向逃窜，之前从来不愿意去的京都，大内盛见也扭扭捏捏的向足利义满表示效忠。

　　周防、长门二国落在了大明的手里，并且稳扎稳打的继续向前行进着。每每看到身材矮小又自不量力的日本人拿着柄武士刀冲上来，征日大军都会爆发出轻蔑的眼神。

　　日本人好像不会集团冲锋一样，往往几十个人，最多几百个人就哇哇叫的冲了上来。有的时候，为首的将领还会先跳出来，要求单挑。不过总是先被火炮和火枪打倒一批后，能冲到阵前的就所剩无几了。很多事后，大明将士的刀还没有出鞘，战斗已经结束。

　　这些状况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大明军队就像是一个烧红的烙铁一样，这么几个日本人冲上来，还不像几滴水落上去，瞬间就干了了，要自杀也用不着这样吧。不过关于日本刀的做工还是让将士们十分眼馋的，于是在战场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一旦战事结束，往往兵卒们在军官的带领下一拥而上，在哪里争抢日本武士刀，以此好回到家乡炫耀。久而久之，军官们也懒的管这些事情，反正战事顺利，就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

　　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越来越少。在征日大军的凌厉攻势下，使日本的诸侯渐渐的向一起靠拢，在一起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意思，各路诸侯国的首领皆向京都方向靠拢。所以说越往后打，越难见到一次又规模的战斗。

　　同时各诸侯国组织起自己的家兵，联合在一起交与幕府一起带领，共同抗击入侵元兵，这个时候，为了赶快结束战斗，大明又从济南军镇调来了一万五千人的屯田军，在九州岛上开始屯田，因为春天的到来，日本本土也要恢复一定的生产，不能老从中原运输，西北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也需要大批的粮草。九州岛归属屯田军管辖，对于本州的压力有重了一些，于是开始磨刀霍霍的，准备给给日本人一个教训。

　　足利义满最近一段一时间也筹备了大约五万人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的装束和武器却是五花八门，聚集在一起，从远处看来斑斑澜澜的像是块破布一般，参差不气的。因为他是由各诸侯国的家兵组成，日本断绝了和朝鲜、大明的贸易，甚至连正规的军装都统一不起来。

　　足利义满不敢以天皇的名誉，而是以自己为日本国王的名誉几乎每个月都会派遣使节要求通过大明水师封锁，秉承皇上的旨意，方明谦给予了拒绝，不由不使日本人感到绝望。

　　朱允炆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让大明官员受到日本人那可怜兮兮的哀求，那些人就会装可怜，既然做了，就要做彻底，他不想让国内的注意力受到太大的干涉，现在有帖木儿在西北陈兵，大臣们对于日本战事松懈了很多，正是一个最好的灭日机会。

　　日本人陷入了绝望，足利义满此时内外忧患之下，终于坚持不住的病倒了，由足利义持主掌军政。看到了明军的火炮威力后，也尝试着组织自己的敢死队。

　　他们没有大明的火器制造水平，只是抽选定了若干的武士。在身上背负火药，雌伏于草丛或者树林之间，遇见大队的明军走到身边便点燃火药直扑过去，以求最大的杀伤范围。

　　足利义持将这支武士组成的敢死队称为“神风队”。希望这种威力奇大的火药能像上次的神风一样护佑着他们。

　　这种袭击也给大明军队带不来什么大的伤害。因为只是小打小闹的，最多会让征日大军出入更加小心一点，对于这些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耿瓛等将领本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任你背着火药包跑来跑去，开始还吃点小亏，但是到了后来干脆就见了草丛或者不正常的日本人就是一阵乱枪。越来越让其靠不近身来，神风队能起到的效果自然也越来越差。

　　日本仍然在坚持，此时已经有很多大臣已经开始向足利义持施加压力，要求再次和明军展开和谈，甚至就是把九州、四国等已经沦陷的岛屿割让给大明也可以，而有的大臣，此时想起了朱棣的邀请，对于日本这个避无可避的岛国，要求足利义持请求朱棣的收容。

　　二十多岁的足利义持的威望当然不及其父，这般大臣看着足利义满的病重，竟然要求幕府还政后小松天皇或者后龟山天皇。

　　正如幕府将军无视天皇的权威一样，这时日本也经常出现守护大名藐视将军，地方下层领主和武士挑战守护大名，甚至武士也不把天皇放在眼里的现象--人们称这种现象为“下克上”。

　　例如，日本南北朝时，北朝的光严上皇出巡时碰到一个美浓的守护土歧赖。上皇的近臣喝道：“上皇圣驾到此，快快下马！”土歧赖闻听非但没有下马，反而大怒道：“你说清楚是院驾还是犬驾（日语中‘院’与‘犬’读音相近），若是犬驾，就射他一箭。”说着，真的拔箭而射。他的随从们一哄而上，把上皇车上的帘子扯掉，把车子掀翻，并把上皇身边的公卿打了一顿。事后，土歧赖被幕府处死，但引起下层武士更大的不满。

　　有人说：“如果没有天皇不行的话，就用木雕一个，或以金铸一个，把活的天皇流放天别的地方去，省得惹麻烦。”有人哀叹道：“凤凰生末世，落魄亦堪悲；雉鸡遭野火，被逐无巢归。”这时，天皇朝廷势力式微，形同小诸侯一般。

　　而后龟山天皇，此时也在京师，当初日本南北朝统一之后，足利义满并没有履行自己当初的诺言，即仍旧恢复大觉寺派与持明院派天皇迭立的传统。南朝的皇族、公卿、将士异常愤慨，后龟山天皇也后悔不迭。南朝的皇室后裔和臣子们为了恢复旧业，不断地进行着努力。

　　足利义满在时他们还在暗中进行，但是现在足利义满病重，足利义持年轻，而日本又遭到即将被灭国的危险，南朝的皇室后裔和臣子们也在不断的准备着将幕府推翻的打算。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

　　有大明水师的协助，征日陆军推进的很快，日本瞬间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大军一直往北攻去，不出旬月。就行军至距离京都百余里的地点。由于后方战线拉的过长，而逃到各处的日本武士又颇为难缠。经常出其不意的从树林或者是山坳中跳出偷袭，杀了人立即有遁入山中林中。

　　为此不得不驻扎下来，清扫残余的日本武士，才能使日本北方获得片刻的喘息之机，但是京都已经是一片慌乱，天皇和幕府终究不敢再留在京都，已经商议前往奈良，坐船赶往位于神奈川县镰仓暂时避祸。一时间，京都内人心惶惶，很多武士为幕府的这一举止感到耻辱。

　　足利义满怎么也想不到，他一直和大明保持善意，就不同意同大明为敌，还不惜以囚犯充当倭寇送到大明表示诚意，大明的皇帝从那里来的恨意呢。现在只能逃到镰仓足利满兼的地盘上寻求庇佑，这个时候，足利义持才感觉到事情的不妙，一面号召各路诸侯勤王保护天皇，一面开始遣使往朝鲜，希望能寻求援兵。

　　日本天皇和足利幕府决定往镰仓方向暂避的决定，的确做的时机不是很好，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队的士气，可是这个决定做的也是十分艰难。第一，各守护国现在依然为着自己打算，虽然派出了部分兵力，但是绝对精锐还是留在了自己的地盘。

　　还有一条，今川了俊在足利义满病危的情况下，坚决的从镰仓赶来，要求天皇往镰仓暂避，有没有私心先不说，其中有一条，就是想用距离拉长明军的战线，意图各个击破。这一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所以也顾不得名誉问题了。

　　他们认为，日本人民还是会拥护天皇的存在，只有最大限度的拉长战线，才能寻找机会，那时候民众都会被调动起来。届时在给明军致命一击，只要失败一次，大明征战在外的势头就会减弱，再来侵略日本就很难了。

　　他们是这样想的，就这样做了，使大明不费吹灰之力进入了京都，控制了附近地区后，想皇上以及参谋部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而南京，在建文九年初，也出现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二月二十日朝会，皇帝在朝堂之上宣召了张宇初、周玄朴等十二名道教名宿，重新钦定了降圣节的合法化，降圣节是唐武宗将道教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降诞日，也就是二月二十五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在钟山设道场，修筑望仙台待秋后大祭。

　　这一信号，给天下臣民指明了一条道路，那就是皇上要尊道抑佛了。

　　降圣节之后，皇帝谕旨，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不许重建。

　　人口过五十万的城市允许保留十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官库，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百姓，不许入道教修行。如非大明僧人，送还本处收管。

　　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京师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库，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即构成刑事。

　　朱允炆借助战事的爆发，迅速的抑制佛教以及其他教派的扩展，奉道教为国教，同时由于《道藏》在蒙元时，除了《道德经》之外，基本道教经典都被焚毁。又命令张宇初、张宇清、周玄朴为首的正一教、全真教等道教宗派开始编修《道藏》。以为依据。

　　这个举动，遭到了一些佛教信徒的抵制，作为朝廷礼部所管辖的僧录司，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以先皇就曾经出家为由，对于皇上的这次决定感到不满，不过也的确无法指责，朱元璋曾经在皇觉寺出家的事情天下皆知，自己登基却要抑制佛教，基本有些说不过去。

　　于是，大明首次的佛道争辩实施就势在必行，对于此，朱允炆有些担心，因为蒙元时期的抑制道教，忽必烈曾经诏谕天下：焚毁除《道德经》外所有的《道藏》伪经。诏令下达第三天，《道藏》所谓的伪经全部集中到悯忠寺，在朝廷官员和佛教四众弟子的监督下全部焚毁。

　　所剩下的道家典藏本来就已经不多了，总不能让张宇初等人靠着《道德经》去和佛教辩论吧。

　　朱允炆这才发觉自己忽视了佛教千余年来积累的底蕴，已经渐渐的在民间甚至官府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蒙元时期的可以宣传，暗藏在里面的力量不可小看。

　　但是佛道之争辩势在必行，自己作为皇帝，也不能太过于表面上偏袒，于是下令张宇初首先搜寻《老子化胡经》的下落，首次争辩就从其的真伪上展开，另外，抛出门户派别之见，集合道教所有力量全力编撰道藏。主张吸收全真的教戒，提倡艰苦俭朴之风，以达到振宗兴教的目的。认为修道之士应以戒行为先，远离尘俗，草衣木食，以真功苦行磨励身心，宫观要加强管理，住持以精严戒行而服为，不得结交权贵、干预公事、私蓄俗眷。

　　道藏按照张宇初的建议，以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进行编撰，采用《千字文》为函目。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三部，系承袭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题名。

　　四辅即太清、太平、太玄、正一的总称，是对三洞的解说和补充。据《道教义枢》及《云笈七签》的记载，太玄为洞真经之辅；太平为洞玄经之辅；太清为洞神经之辅；正一部通贯三洞和三太（即太清、太玄、太平），遍陈三乘，为以上六部之补充。

　　三洞之下各分十二类,总为三十六类经,亦称三十六部。即本文类：经教的原本真文；神符类：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玉诀类：对道经的注解和疏义；灵图类：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主的著作；谱录类：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的道书；戒律类:戒规、科律的经书及功过格；威仪类:斋法、醮仪及道教科仪制度的著作；方法类：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等各种方法之书；众术类：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和一切术数等方术书；记传类：众仙传记、碑铭及山渎道观的志书；赞颂类：歌颂赞倡的著作，如步虚词、赞颂灵章、诸真宝诰等；章表类：建斋设醮时上呈天帝的章奏、青词等。

　　务求在三年之内编纂完成，届时无论是日本战事，还是帖木儿、朱棣等北方事务都基本会有个结果，民众的注意力自然会回到这些琐碎小事上来，对于佛道之争的结局也肯定会更加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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